汪曾祺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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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感谢网友“川贝枇杷膏”参与投稿,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汪曾祺的小说(共9篇),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篇1: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小说

《大淖记事》和《受戒》都是汪曾祺先生优秀的短篇小说。汪老先生的文章,语言如行云流水般潇洒自如,信马由缰,充满了平淡之美。他的文体清新别样,文字中充满了传统的文化底蕴,带有鲜明的风俗画特征。汪曾祺小说处处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人文主义及和谐氛围,他在小说中挖掘并赞扬人性美,突显健康人性,和谐人性。个人觉得汪曾祺的文风很优美、淡雅,他的文章大多清新自然,采取民间化的叙事方式,为我们娓娓道来了类似江南乡下人的日常生活。《大淖记事》和《受戒》这两篇小说正是其代表作品,充分体现了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往往在浓郁的乡土风俗画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哲学意识和审美态度。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暗合传统的真善美,并在与假恶丑的对立中获得美的升华。这是汪曾祺文化小说创作的基本审美态度和道德尺度。汪曾祺不重人物性格,而重氛围渲染,以玄远清丽的真淳飘逸之气,表现健全的人性和健康的美。温软的水,朦胧的月,摇曳的云影,迷人的沙洲,感应着明海小和尚、小英子、巧云、十一子们细微神秘的心灵震颤;那混沌的爱,迷离的情,则展示了生命的腾踊,美的精魂的跃动。汪曾祺纤笔一枝,将人的自然情欲写得如此美绝人寰,一尘不染。 作者既重视小说创作的潜移默化的认识作用,同时又欣赏和玩味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这使他的小说蒙上了一层朦胧的雾霭,释放出一种多义的主题内涵。他的小说就像是一幅清新淡泊、意蕴高远、韵味无穷的'水乡泽国风俗画,在《受戒》结尾处那充满着生活情越的水荡景色描绘那样楚楚动人,犹如一幅美丽的画画恒久地定格在读者的视觉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有散文化的趋势。他自己说;“我不善于讲故事,也不喜欢太象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太真实了。”因此,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塑造人物方面,其作品人物着色浅淡,绝少铅华,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好人并不强其所好,坏人也不故添其坏,能人并不样样俱能,庸人也不一无所长。全都实实在在,不掺半点虚假。以外部描写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然后通过人物的内心来表现人情美。曾祺一方面热情赞颂了真正的情爱、自由的个性,同时极力唱赞朴素的人情、和谐的关系,另一方面他又尽量把小说中的矛盾淡化,把冲突变得和缓,造成感情的隐含性、内敛性,达到一种“虚美”的艺术境界。他描写的“人情美”体现在各个方面,不单在古朴的乡村,有时甚至是放在压抑人性的背景体现人性美、本色美。 作者塑造众多鲜明生动、形神活现的人物形象,都 是以浓烈的氛围、凝炼的语言来表现的。这些语言不仅赋于人物色彩,还赋于人物动感,使人感觉得到人物形象的质朴美丽,是非常逼真而又非常优美的。比如《大淖记事》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十一子被打得昏死过去,巧云喂他尿碱汤时“不知道为什么,她自己也尝了一口。”这个细节很感人,生动有力地表现出巧云对十一子赤诚真挚、相濡以沫的情爱,虽无什么细致的文字,却已写出了巧云内心丰富的情感。人物形象的美也还体现在人物之间的语言上,汪曾祺小说中对话不多,语言总是力求自然、平常,于平常中求韵味。看《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一起划船回家在芦花荡里的对话,《大淖记事》里十一子养伤时和巧云一起对话,都是简短得不能再简短,平常得不能再平常,但却真正闻其声如见其人,十分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自然、平淡、感人。小英子言语有任性、天真,明海则是憨厚、温顺。十一子和巧云尽显一往情深。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的句子,而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就很好把握住了这一点。

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没有那种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也没有自命不凡的名士习俗,他有的是从容和平和。他有的是娓娓道来和细细评说,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特点,所以他的文章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篇2:汪曾祺小说

汪曾祺小说三篇

《求雨》

昆明栽秧时节通常是不缺雨的。雨季已经来了,三天两头地下着。停停,下下;下下,停停。空气是潮湿的,洗的衣服当天干不了。草长得很旺盛。各种菌子都出来了。青头菌、牛干菌、鸡油菌……稻田里的泥土被雨水浸得透透的,每块田都显得很膏腴,很细腻。积蓄着的薄薄的水面上停留着云影。人们戴着斗笠,把新拔下的秧苗插进稀软的泥里……

但是偶尔也有那样的年月,雨季来晚了,缺水,栽不下秧。今年就是这样。因为通常不缺雨水,这里的农民都不预备龙骨水车。他们用一个戽斗,扯动着两边的绳子,从小河里把浑浊的泥浆一点一点地浇进育苗的秧田里。但是这一点点水,只能保住秧苗不枯死,不能靠它插秧。秧苗已经长得过长了,再不插就不行了。然而稻田里却是干干的。整得平平的田面,晒得结了一层薄壳,裂成一道一道细缝。多少人仰起头来看天,一天看多少次。然而天蓝得要命。天的颜色把人的眼睛都映蓝了。雨呀,你怎么还不下呀!雨呀,雨呀!

望儿也抬头望天。望儿看看爸爸和妈妈,他看见他们的眼睛是蓝的。望儿的眼睛也是蓝的。他低头看地,他看见稻田里的泥面上有一道一道螺狮爬过的痕迹。望儿想了一个主意:求雨。望儿昨天看见邻村的孩子求雨,他就想过:我们也求雨。

他把村里的孩子都叫在一起,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就出发了。

一共十几个孩子,大的十来岁,最小的一个才六岁。这是一个枯瘦、褴褛、有些污脏的,然而却是神圣的队伍。他们头上戴着柳条编成的帽圈,敲着不成节拍的、单调的小锣小鼓:冬冬当,冬冬当……他们走得很慢。走一段,敲锣的望儿把锣槌一举,他们就唱起来:

小小儿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调子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按照昆明话把字音拉长了念出来。他们的声音是凄苦的,虔诚的。这些孩子都没有读过书。他们有人模模糊糊地听说过有个玉皇大帝,还有个龙王,龙王是管下雨的。但是大部分孩子连玉皇大帝和龙王也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天,天是无常的。它有时对人很好,有时却是无情的,它的心很狠。他们要用他们的声音感动天,让它下雨。

(这地方求雨和别处大不一样,都是利用孩子求雨。所以望儿他们能找出一套小锣小鼓。大概大人们以为天也会疼惜孩子,会因孩子的哀求而心软。)

他们戴着柳条圈,敲着小锣小鼓,歌唱着,走在昆明的街上。

小小儿童哭哀哀,

撒下秧苗不得栽。

巴望老天下大雨,

乌风暴雨一起来。

过路的行人放慢了脚步,或者干脆停下来,看着这支幼小的、褴褛的队伍。他们的眼睛也是蓝的。

望儿的村子在白马庙的北边。他们从大西门,一直走过华山西路、金碧路,又从城东的公路上走回来。

他们走得很累了,他们都还很小。就着泡辣子,吃了两碗包谷饭,就都爬到床上睡了。一睡就睡着了。

半夜里,望儿叫一个炸雷惊醒了。接着,他听见屋瓦上噼噼啪啪的声音。过了一会,他才意识过来:下雨了!他大声喊起来:“爸!妈!下雨啦!”

他爸他妈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到外面去看雨去了。他们进屋来了。他们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斗笠和蓑衣上滴着水。

“下雨了!”

“下雨了!”

妈妈把油灯点起来,一屋子都是灯光。灯光映在妈妈的眼睛里。妈妈的眼睛好黑,好亮。爸爸烧了一杆叶子烟,叶子烟的火光映在爸爸的脸上,也映在他的眼睛里。

第二天,插秧了!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了,到处都是人。

望儿相信,这雨是他们求下来的。

《迷路》

我不善于认路。有时到一个朋友家去,或者是朋友自己带了我去,或者是随了别人一同去,第二次我一个人去,常常找不着。在城市里好办,手里捏着地址,顶多是多问问人,走一些冤枉路,最后总还是会找到的。一敲门,朋友第一句话常常是:“啊呀!你怎么才来!”在乡下可麻烦。我住在一个村子里,比如说是王庄吧,到城里去办一点事,再回来,我记得清清楚楚是怎么走的,回来时走进一个样子也有点像王庄的村子,一问,却是李庄!还得李庄派一个人把我送到王庄。有一个心理学家说不善于认路的人,大都是意志薄弱的人。唉,有什么办法呢!

一九五一年,我参加土改,地点在江西进贤。这是最后一批土改,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土改。参加的人数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有干部、民主人士、大学教授、宗教界的信徒、诗人、画家、作家……相当一部分是统战对像。让这些人参加,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是让这些人参加一次阶级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锻炼,改造世界观。

工作队的队部设在夏家庄,我们小组的工作点在王家梁。小组的成员除了我,还有一个从美国回来不久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一个法师。工作队指定,由我负责。王家梁来了一个小伙子接我们。

进贤是丘陵地带,处处是小山包。土质是红壤土,紫红紫红的。有的山是茶山,种的都是油茶,在潮湿多雨的冬天开着一朵一朵白花。有的山是柴山,长满了马尾松。当地人都烧松柴。还有一种树,长得很高大,是梓树。我第一次认识“桑梓之乡”的`梓。梓树籽榨成的油叫梓油,虽是植物油,却是凝结的,颜色雪白,看起来很像猪油。梓油炒菜极香,比茶油好吃。田里有油菜花,有紫云英。我们随着小伙子走着。这小伙子常常行不由径,抄近从油茶和马尾松丛中钻过去。但是我还是暗暗地记住了从夏家庄走过来的一条小路。南方的路不像北方的大车路那样平直而清楚,大都是弯弯曲曲的,有时简直似有若无。我们一路走着,对这片陌生的土地觉得很新鲜,为我们将要开展的斗争觉得很兴奋,又有点觉得茫茫然,——我们都没有搞过土改,有一点像是在做梦。不知不觉的,王家梁就到了。据小伙子说,夏家庄到王家梁有二十里。

法师法号静溶。参加土改工作团学习政策时还穿着灰色的棉直裰,好容易才说服他换了一身干部服。大家叫他静溶或静溶同志。他笃信佛法,严守戒律,绝对吃素,但是斗起地主来却毫不手软。我不知道他是怎样把我佛慈悲的教义和阶级斗争调和起来的。花腔女高音姓周,老乡都叫她老周,她当然一点都不老。她身上看不到什么洋气,很能吃苦,只是有点不切实际的幻想。她总以为土改应该像大歌剧那样充满激情。事实上真正工作起来,却是相当平淡的。

篇3: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态横生。”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自述都是不期而遇,行云流水的记录也注定了他的作品中不可磨灭的散文影子。一切景语皆情语。初读汪曾淇先生的作品不管是《复仇》、《老鲁》,还是其他的作品总有一股淡淡的韵味萦绕在心头。一切语句中都有着气氛,人性的气氛。不直接描写人物,只凭着这些气氛使读者体会出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这便是散文的精髓,也是汪曾祺先生一向所贯彻的。

我认为散不是追求或故意为之而能做到的。故意便破坏了散的自然与纯洁,散的意便会化散开去,这便失去了散的根。汪曾祺先生在序中说:“我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而为之。”散并不是刻意便可描摹得出的,没有一种深邃的体会,不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怀有一种强烈感情的人,是吐不出几句金玉良言的。汪先生此处是没有意识到丰富的人生阅历,复杂的心路历程,百态的人性面目对他的创作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使他散得更加深刻。文章形的散,也是汪曾祺所追求的。布局严紧的小说,在他眼中就像是被铁箍捆绑住的南瓜,最终只能面临爆炸。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才是汪先生的心向往之。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之志,发言为诗。”诗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阳光一般散落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诗的最本质特征是抒情美。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最优美之处,无不闪现出诗的光环来。因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在艺术领域中,诗无处不在。诗美是艺术美中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诗的美也不时出现在非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科学着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至是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慧光彩都有诗的踪影。

诗并不只是在诗里,而且抒情美是一切文学样式和艺术类型的共同质素。所以,诗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细品其中饱含诗的韵味美与节奏感。文章中无不洋溢着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向往,正是诗人的典型特点:无论如何坚持也要冲破黑暗。即使是汪先生最低谷的日子—被划为右派,他也仍然坚守着这份信念。美妙的文章如诗,这正是对这本小说选的最佳诠释。

好的作品缺少不了对于人性的解释即对于真善美的诠释,作者个人的感情的宣泄、表达也就自然包括其中。这都融入一个“情”字,这既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的善恶观、是非观,又从某种角度中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底层百姓的描写。情于民间,要反映人的最悲最苦无疑是老百姓最有情可表,有话可说,有事可叙。汪先生的《老鲁》、《鸡鸭名家》、《大淖记事》正是这样反映民间事的佳作。

散、诗、情,只留下了《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陈长庚,《故乡三陈》里的三陈,《徙》里的一辈子也未得“徙于南海”的高先生,《八千岁》里总是穿蓝布二马裾吃草炉烧饼的八千岁,以及《大淖记事》里的老锡匠、年轻的十一子与巧云。

篇4:汪曾祺小说读书笔记

说来惭愧,我是个好吃的人,但又成不了美食家。读书也是,虽杂不精,儿时家训:惜衣有衣穿,爱书有书看,故而勉强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吧——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看书很少谈什么体系,管他什么名家名著,一册在手,翻翻插图,看看目录,凭着跳跃眼中的只言片语判断要不要细读慢品,就像与人相处也是如此,第一眼的喜好决定了相交程度。**惯延续,虽存局限,即使错失,不留遗憾!而汪曾祺的作品就在我“随便翻翻”中常置案头,百读不厌,如若错失,定有遗憾!

读汪老的第一篇文章是《故乡的食物》,早都说了,我是个好吃的人,自然容易被介绍美食的作品吸引。古往今来,从苏东坡到李渔,从袁枚到梁实秋,直至周作人、林语堂、陆文夫、贾平凹·····这些作家都写过谈吃论喝的作品和随笔,而汪曾祺的美食散文独开一枝,厚重且飘逸,世俗又脱俗。笔触灵动,娓娓道来,齿颊留香之余深谙人文内涵。我的故乡和他比邻,乡土风情多有相似,笔墨之间倍感亲切。少年读时只想尝味,及至成年背井离乡,品尝了人生诸多酸甜苦辣后再读旧文,更加明白“乡愁是病,食物是药”,没有食物和文化的承载,又怎能体味得到蔬食三昧?首篇“炒米和焦屑”确实说不上有什么好吃,不爱它的人更加费解,不就是把米炒熟、将锅巴磨碎赖以果腹的方便食品吗——可今年寒假结束,离乡返粤,我有限的行李之列就带了十包锅巴!连自己都奇怪,数十年往返奔波中,对手提肩背早就不堪负重,因此庆幸在物流如此发达的今天,每每选择寄走行李,可连贴身衣物都懒得携带的我,为什么不把锅巴一并寄走呢?——衣服脏了可以再洗,锅巴碎了可不行!那掉落一地的乡愁啊,恐怕才真是不堪负重吧!

当然,汪曾祺的作品远不止介绍美食,涵盖了散文、小说、剧本、文学评论,行文看似不讲究章法结构,然而那是“苦心经营的随便”。在语言上,他非常重视干净自然,要求自己“能不说的话就不说”,读他的文章浑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仿佛啜品醇厚绵长的老酒,以为酒不醉人,其实早在开坛的那刻已陷入了酒香中。这方显汪老功力的炉火纯青、臻于化境。一如他对自己的评价“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

的确如此,文章的好坏,在于通篇读下来,或如沐春风,或引发深思,无论轻松或沉重,能给人带来感觉和思考的,才配得上“文章”二字吧!要不《聊斋志异·司文郎》中的瞎和尚怎么能仅凭嗅觉便可得到或如饮甘霖或咳嗽作呕的反应呢!

小说《三姊妹出嫁》写了三个闺女长大出嫁的故事,父亲秦老吉挑担子卖馄饨,一来小本生意,二来独自拉扯,辛苦辛酸自不待言,本该是个悲伤的调子,可在汪老的笔下,淡淡的忧愁之下流淌的更多是对生活的期盼和向往。是啊,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日子一天天都还是要往下过的,凡事只要有一点坚持,并不需要所谓大道理的贯彻,心安理得过自己的人生就好——

“姐儿仨有时一起互相嘲戏。三姑娘小凤是个镴嘴子,咭咭呱呱,对大姐姐说:

十个麻子九个俏,不是麻子没人要!

大姐啐了一口。

她又对二姐姐说:

姑娘姑娘真不丑,一嫁嫁个吹鼓手。吃冷饭,喝冷酒,坐在人家大门口!

二姐也啐了她一口。

两个姐姐容不得小凤如此放肆,就一齐反唇相讥:

敲锣卖糖,各干各行!

小妹妹不干了,用拳头捶两个姐姐:

卖糖怎么啦,卖糖怎么啦!

秦老吉正在外面拌馅儿,听见女儿打闹,就厉声训斥道:

靠本事吃饭,比谁也不低。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谁也不许笑话谁!

三姊妹听了,都吐了舌头。

这样的文字,汪老信手拈来,生动活泼语言精炼,源于生活语感艺术,这样的文字真叫人喜欢!

读《多年父子成兄弟》,不由就想到自己的父母。我的父亲算是开明豁达,母亲苛求严厉,遵循中国传统理念的“上下有别”,她认为长幼尊卑是不可侵犯的界限,在这样的思想下,母亲虽然对孩子内心疼爱有加,但母女间难有亲昵无间的融洽。看到汪曾祺和父亲、子女的相处,不由心生羡慕,貌似不尊实则有序,难道不是吗,非得要低眉垂首毕恭毕敬才叫孝顺?文中说:“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只有真正领会了“传统”的真谛,才能切身贯彻传统真道吧!如今我也身为人母,女儿伶牙俐齿,偶有不恭,每每此刻,我总想起自己的童年,中国人讲求含蓄内敛,明明有爱,偏要疾历,明明欣赏,偏要克制!进而连保持最平常的亲子关系都嫌奢侈,善而不得法为愚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把握正确的核心和限度之外,允许孩子所谓“小小的不敬”呢,我希望和孩子也能“多年母女成姐妹”,成不成姐妹待定,让时间来见证吧······

文如其人,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出生殷实人家,求学西南联大,虽谈不上口含金匙,也算大好前程。但个人的力量再大,在时代波流中,很多人生道路却是身不由己的选择!从曾经衣食无忧穷到“一度想死”,从阶下右派到“御用文人”,从不想出名到晚年盛誉,他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有低谷有辉煌,尽管如此,仍能够跟随内心的召唤,一草一木中感受微小的喜悦。有人说,应该像鲁迅那样拿秃笔当利剑才能真正表达出语言的力量,汪曾祺文中有花花草草、风俗饮馔,看似平和的文字下,未尝没有忧愤和抗争,虽然他表现的不像鲁迅那么明显,这可能是一个人自小的成长环境和个人气质所决定的吧,他不是愤世嫉俗的战士,他也许只是个朴素的文人!

我们在追求自己梦想的路上,看不惯的东西那么多,如廖一梅所言:“平和天真的外表下是一颗狮子般怒吼的心灵,永远无法向现实妥协。”每每念此,也恨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可随着岁月加持,邪魅退散,应该相信,该开花的会开花,该发芽的'会发芽,即使什么都没看见,也还有种子会留在土里!

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感到忧虑和恐惧时,读书让我安静。好友喜年少家贫,出自深山,她说:“你工作在图书馆,给我推荐些书呗”,我自知才疏学浅,无法像钱钟书一样挥手列出洋洋书单,我对她说:“没事读读汪曾祺吧,不必刻意,随性就好”。

真的,没事读读汪曾祺吧!

篇5: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小说就像一杯淡淡的茶,需要静下心来慢慢的品味。在质朴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现自己的独特乐趣。他力求淡泊,脱离外界的干扰,精心营构自己的艺术世界,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在他的笔下有住在庵里的和尚、串村走户的女挑夫、手艺了得的锡匠、掏粪工、赶牛人,也有西南联大的文嫂、金昌焕等各式各样的人物,他们都不是什么达官显贵,都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有的只有平平淡淡的不同的人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写的很真实,并不是好人全好,坏人全坏,写十一被打后,老锡匠去找人算账,打十一的那人也会害怕,村里的干部也对施暴的人进行了惩罚,《胡里杂记》中的那些富人小姐们去庙里的时候也会施舍给叫花子们一些钱。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人物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讽刺意味。如:明海和尚虽然是当家和尚,可是他距离那一要面如朗月,二要声如钟磬,三要聪明记性好的标准还差的很远,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都不具备,可是他还当得好好的。

在《七里茶坊》中的赶牛人们在大雪天还要坚持把牛赶下山去,其中有段话是这样说的“头两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夜战,把牛牵到地里,杀了,在地头架起了大锅,大块大块煮烂,大伙儿,吃!那会吃了个痛快,这会儿,想吧!”这其中就是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讽刺,还有《胡里杂记》中的李三,本来他应该管理市井中的叫花子的,可是对于有一批人他不管,而是在他们“收获”后去管他们要钱,讽刺味十足。

他的小说语言是一种散文化的语言,他常用细致的语言描写周围的环境、人物形象等。他曾在《大淖记事》中这样描写“淖,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的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淼的,这是两水道的河源”后面还有相当细致的描写,在写到小英子的外貌时“小英子这天穿了一件白夏布上衣,下边是白纱布的裤子,赤脚穿了一双龙须草的细草鞋,头上一边插着一朵栀子花,一边插着一朵石榴花。”汪曾祺经常用一些细致的外貌描写和语言描写来塑造一个人物形象。

这些语言给人以散文美的感受,可以说是“散”和“淡”的完美结合,但就是这样一种散文化的平淡语言给他的小说平添了一份特殊的韵味。虽然是散文化的语言来写小说,有“形散”的嫌疑,但是从他的小说中其实不难看出他的情节安排其实是很紧凑的,如《受戒》中明子随舅舅去出家的时候就遇见了小英子,后来又相继遇见了几次,而且文中也说过和尚是可以娶亲的,这样发展到最后小英子问明子愿不愿意让她做他媳妇这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

他的有些故事情节安排的很巧妙,如《陈小手》中先是描写陈小手的`手是如何的小,他接生是如何的厉害,接着写那个军官的夫人难产了,接生婆们都束手无策,这时就有人提议要陈小手来,然后描写陈小手是如何费劲力气成功接生的,接着是军官的感谢,到这里似乎都没什么出彩的地方,直到后来出现的那一声枪响,这时读者才如梦初醒般回过神来,也就是这一个结局让全文的境界提升了。让人唏嘘军官的无耻以及陈小手的悲哀。

篇6:汪曾祺小说读书笔记

汪曾祺先生的作品自述都是不期而遇,行云流水的记录也注定了他的作品中不可磨灭的散文影子。一切景语皆情语。初读汪曾淇先生的作品不管是《复仇》、《老鲁》,还是其他的作品总有一股淡淡的韵味萦绕在心头。一切语句中都有着气氛,人性的气氛。不直接描写人物,只凭着这些气氛使读者体会出人物的性格、心理、活动,在字里行间都浸透了人物,这便是散文的精髓,也是汪曾祺先生一向所贯彻的。

我认为散不是追求或故意为之而能做到的。故意便破坏了散的自然与纯洁,散的意便会化散开去,这便失去了散的根。汪曾祺先生在序中说:“我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而为之。”散并不是刻意便可描摹得出的,没有一种深邃的体会,不对自己所创作的作品怀有一种强烈感情的人,是吐不出几句金玉良言的。汪先生此处是没有意识到丰富的人生阅历,复杂的心路历程,百态的人性面目对他的创作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这些使他散得更加深刻。文章形的散,也是汪曾祺所追求的。布局严紧的小说,在他眼中就像是被铁箍捆绑住的南瓜,最终只能面临爆炸。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这才是汪先生的心向往之。

《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之志,发言为诗。”诗是一种最普遍的艺术,如阳光一般散落在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诗的最本质特征是抒情美。无论是小说、散文、戏剧、最优美之处,无不闪现出诗的光环来。因而诗是文学中的文学。在艺术领域中,诗无处不在。诗美是艺术美中普遍因素的最高体现。诗的美也不时出现在非文学艺术的领域中,科学着作中的精美片段,甚至是人的生活状态、工作状态中也散发出智慧光彩都有诗的踪影。诗并不只是在诗里,而且抒情美是一切文学样式和艺术类型的共同质素。所以,诗是一种普遍的艺术。汪曾祺先生的文章细品其中饱含诗的韵味美与节奏感。文章中无不洋溢着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向往,正是诗人的典型特点:无论如何坚持也要冲破黑暗。即使是汪先生最低谷的日子—被划为右派,他也仍然坚守着这份信念。美妙的文章如诗,这正是对这本小说选的最佳诠释。

好的作品缺少不了对于人性的解释即对于真善美的诠释,作者个人的感情的宣泄、表达也就自然包括其中。这都融入一个“情”字,这既表达了作者对世界的善恶观、是非观,又从某种角度中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底层百姓的描写。情于民间,要反映人的最悲最苦无疑是老百姓最有情可表,有话可说,有事可叙。汪先生的《老鲁》、《鸡鸭名家》、《大淖记事》正是这样反映民间事的佳作。

散、诗、情,只留下了《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和陈长庚,《故乡三陈》里的三陈,《徙》里的一辈子也未得“徙于南海”的高先生,《八千岁》里总是穿蓝布二马裾吃草炉烧饼的八千岁,以及《大淖记事》里的老锡匠、年轻的十一子与巧云。

篇7:汪曾祺小说《故乡人》

汪曾祺小说《故乡人》

打鱼的

女人很少打鱼。

打鱼的有几种。

一种用两只三桅大船,乘着大西北风,张了满帆,在大湖的激浪中并排前进,船行如飞,两船之间挂了极大的拖网,一网上来,能打上千斤鱼。而且都是大鱼。一条大铜头鱼(这种鱼头部尖锐,颜色如新擦的黄铜,肉细味美,有的地方叫做黄段),一条大青鱼,往往长达七八尺。较小的,也都在五斤以上。起网的时候,如果觉得分量太沉,会把鱼放掉一些,否则有把船拽翻了的危险。这种豪迈壮观的打鱼,只能在严寒的冬天进行,一年只能打几次。鱼船的船主都是些小财主,虽然他们也随船下湖,驾船拉网,勇敢麻利处不比雇来的水性极好的伙计差到哪里去。

一种是放鱼鹰的。鱼鹰分清水、浑水两种。浑水鹰比清水鹰值钱得多。浑水鹰能在浑水里睁眼,清水鹰不能。湍急的浑水里才有大鱼,名贵的鱼。清水里只有普通的鱼,不肥大,味道也差。站在高高的运河堤上,看人放鹰捉鱼,真是一件快事。一般是两个人,一个撑船,一个管鹰。一船鱼鹰,多的可到二十只。这些鱼鹰歇在木架上,一个一个都好像很兴奋,不停地鼓嗉子,扇翅膀,有点迫不及待的样子。管鹰的把篙子一摆,二十只鱼鹰扑通扑通一齐钻进水里,不大一会,接二连三的上来了。嘴里都叼着一条一尺多长的鳜鱼,鱼尾不停地搏动。没有一只落空。有时两只鱼鹰合抬着一条大鱼。喝!这条大鳜鱼!烧出来以后,哪里去找这样大的鱼盘来盛它呢?

一种是扳罾的。

一种是撒网的。

……

还有一种打鱼的:两个人,都穿了牛皮缝制的连鞋子。裤子带上衣的罩衣,颜色白黄白黄的,站在齐腰的水里。一个张着一面八尺来宽的兜网;另一个按着一个下宽上窄的梯形的竹架,从一个距离之外,对面走来,一边一步一步地走,一边把竹架在水底一戳一戳地戳着,把鱼赶进网里。这样的打鱼的,只有在静止的浅水里,或者在虽然流动但水不深,流不急的河里,如护城河这样的地方,才能见到。这种打鱼的,每天打不了多少,而且没有很大的,很好的鱼。大都是不到半斤的鲤鱼拐子、鲫瓜子、鲶鱼。连不到二寸的“罗汉狗子”,薄得无肉的“猫杀子”,他们也都要。他们时常会打到乌龟。

在小学校后面的苇塘里,臭水河,常常可以看到两个这样的打鱼的。一男一女。他们是两口子。男的张网,女的赶鱼。奇怪的是,他们打了一天的鱼,却听不到他们说一句话。他们的脸上既看不出高兴,也看不出失望、忧愁,总是那样平平淡淡的,平淡得近于木然。除了举网时听到(炎欠)的一声,和梯形的竹架间或搅动出一点水声,听不到一点声音。就是举网和搅水的声音,也很轻。

有几天不看见这两个穿着黄白黄白的牛皮罩衣的打鱼的了。又过了几天,他们又来了。按着梯形竹架赶鱼的换了一个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辫根缠了白头绳。一看就知道,是打鱼人的女儿,她妈死了,得的是伤寒。她来顶替妈的职务了。她穿着妈穿过的皮罩衣,太大了,腰里窝着一块,更加显得臃肿。她也像妈一样,按着梯形竹架,一戳一戳地戳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她一定觉得:这身湿了水的牛皮罩衣很重,秋天的水已经很凉,父亲的话越来越少了。

金大力

金大力想必是有个大名的,但大家都叫他金大力,当面也这样叫。为什么叫他金大力,已经无从查考。他姓金,块头倒是很大。他家放剩饭的淘箩,年下腌制的风鱼咸肉,都挂得很高,别人够不着,他一伸手就能取下来,不用使竹竿叉棍去挑,也不用垫一张凳子。身大力不亏。但是他是不是有很大的力气,没法证明。关于他的.大力,没有什么传说的故事,他没有表演过一次,也没有人和他较量过。他这人是不会当众表演,更不会和任何人较量的。因此,大力只是想当然耳。是不是和戏里的金大力有什么关系呢?也说不定。也许有。他很老实,也没有什么本事,这一点倒和戏里的金大力有点像。戏里的金大力只是个傻大个儿,哪次打架都有他,有黄天霸就有他,但哪回他也没有打得很出色。人们在提起金大力时,并不和戏台上那个戴着红缨帽或盘着一条大辫子,拿着一根可笑的武器,——一根红漆的木棍的那个金大力的形象联系起来。这个金大力和那个金大力不大相干。这个金大力只是一个块头很大的,家里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本人是个瓦匠头儿的老实人。

他怎么会当了瓦匠头儿呢?

按说,瓦匠里当头儿的,得要年高望重,手艺好,有两手绝活,能压众,有口才,会讲话,能应付场面,还得有个好人缘儿。前面几条,金大力都不沾。金大力是个很不够格的瓦匠,他的手艺比一个刚刚学徒的小工强不了多少,什么活也拿不起来。一般老师傅会做的活,不用说相地定基,估工算料,砌墙时挂线,布瓦时堆瓦脊两边翘起的山尖,用一把瓦刀舀起半桶青灰在瓦脊正中塑出花开四面的浮雕……这些他统统不会,他连砌墙都砌不直!当了一辈子瓦匠,砌墙会砌出一个鼓肚子,真也是少有。他是一个瓦匠头,只能干一些小工活,和灰送料,传砖递瓦。这人很拙于言词,一天说不了几句话,老是闷声不响,他不会说几句恭喜发财,大吉大利的应酬门面话讨主人家喜欢;也不会说几句夸赞奉承,道劳致谢的漂亮话叫同行高兴;更不会长篇大套地训教小工以显示一个头儿的身份。他说的只是几句实实在在的大实话。说话很慢,声音很低,跟他那副大骨架很不相符。只有一条,他倒是具备的:他有一个好人缘儿。不知道为什么,他的人缘儿会那么好。

这一带人家,凡有较大的泥工瓦活,都愿意找他。一般的零活,比如检个漏,修补一下被雨水冲坍的山墙,这些,直接雇两个瓦匠来就行了,不必通过金大力。若是新建房屋,或翻盖旧房,就会把金大力叫来。金大力听明白了是一个多大的工程,就告辞出来。他算不来所需工料、完工日期,就去找有经验的同行商议。第二天,带了一个木匠头儿,一个瓦匠老师傅,拿着工料单子,向主人家据实复告。主人家点了头,他就去约人、备料。到窑上订砖、订瓦,到石灰行去订石灰、麻刀、纸脚。他一辈子经手了数不清的砖瓦石灰,可是没有得过一手钱的好处。

这里兴建动工有许多风俗。先得“破土”。由金大力用铁锹挖起一小块土,铲得四方四正,用红纸包好,供在神像前面。——这一方土要到完工时才撤去。然后,主人家要请一桌酒。这桌酒有两点特别处,一是席面所用器皿都十分粗糙,红漆筷子,蓝花粗瓷大碗;二是,菜除了猪肉、豆腐外,必有一道泥鳅。这好像有一点是和泥瓦匠开玩笑,但瓦匠都不见怪,因为这是规矩。这桌酒,主人是不陪的,只是出来道一声“诸位多辛苦”,然后就委托金大力:“金师傅,你陪陪吧!”金大力就代替了主人,举起酒杯,喝下一口淡酒。这时木匠已经把房架立好,到了择定吉日的五更头,上了梁,——梁柱上贴了一副大红对子:“登柱喜逢黄道日,上梁正遇紫微星”,两边各立了一面筛子,筛子里斜贴了大红斗方,斗方的四角写着“吉星高照”,金大力点起一挂鞭,泥瓦工程就开始了。

每天,金大力都是头一个来,比别人要早半小时。来了,把孩子们搬下来搭桥、搭鸡窝玩的砖头捡回砖堆上去,把碍手得脚的棍棍棒棒归置归置,清除“脚手”板子上昨天滴下的灰泥,把“脚手”往上提一提,捆“脚手”的麻绳紧一紧,扫扫地,然后,挑了两担水来,用铁锹抓钩和青灰,——石灰里兑了锅烟;和黄泥。灰泥和好,伙计们也就来上工了。他是个瓦匠,上工时照例也在腰带里掖一把瓦刀,手里提着一个抿子。可是他的瓦刀抿子几乎随时都是干的。他一天使的家伙就是铁锹抓钩,他老是在和灰、和泥。他只能干这种小工活,也就甘心干小工活。他从来不想去露一手,去逞能卖嘴,指手画脚,到了半前晌和半后晌,伙计们照例要下来歇一会,金大力看看太阳,提起两把极大的紫砂壶就走。在壶里摄了两大把茶叶梗子,到他自己家的茶水炉上,灌了两壶水,把茶水筛在大碗里,就抬头叫嚷:“哎,下来喝茶!”傍晚收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走。他要各处看看,看看今天的进度、质量(他的手艺不高,这些都还是会看的),也看看有没有留下火星(木匠熬胶要点火,瓦匠里有抽烟的)。然后,解下腰带,从头到脚,抽打一遍。走到主人家窗下,扬声告别:“明儿见啦!晚上你们照看着点!”——“好来,我们会照看。明儿见,金师傅!”

金大力是个瓦匠头儿,可是拿的工钱很低,比一个小工多不了多少。同行师傅们过意不去,几次提出要给金头儿涨涨工钱。金大力说:“不。干什么活,拿什么钱。再说,我家里还开着一爿茶水炉子,我不比你们指身为业。这我就知足。”

金家茶炉子生意很好。一早、晌午、傍黑,来打开水的人很多,提着木(木量)子的,提着洋铁壶、暖壶、茶壶的,川流不息。这一带店铺人家一般不烧开水,要用开水,多到茶炉子上去买,这比自己家烧方便。茶水炉子,是一个砖砌的长方形的台子,四角安四个很深很大的铁罐,当中有一个火口。这玩意,有的地方叫做“老虎灶”。烧的是稻糠。稻糠着得快,火力也猛。但这东西不经烧,要不断地往里续。烧火的是金大力的老婆。这是个很结实也很利索的女人。只见她用一个小铁簸箕,一簸箕一簸箕地往火口里倒糠。火光轰轰地一阵一阵往上冒,照得她满脸通红。半箩稻糠烧完,四个铁罐里的水就哗哗地开了,她就等着人来买水,一舀子一舀子往各种容器里倒。到罐里水快见底时,再烧。一天也不见她闲着。(稻糠的灰堆在墙角,是很好的肥料,卖给乡下人垩田,一个月能卖不少钱。)

茶炉子用水很多。金家茶炉的一半地方是三口大水缸。因为缸很深,一半埋在地里。一口缸容水八担,金家一天至少要用二十四担水。这二十四担水都是金大力挑的。有活时,他早晚挑;没活时(瓦匠不能每天有活)白天挑。因为经常挑水,总要撒泼出一些,金家茶炉一边的地总是湿漉漉的,铺地的砖发深黑色(另一边的砖地是浅黑色)。你要是路过金家茶炉子,常常可以看见金大力坐在一根搭在两只水桶的扁担上休息,好像随时就会站起身来去挑一担水。

金大力不变样,多少年都是那个样子。高大结实,沉默寡言。

不,他也老了。他的头发已经有了几根白的了,虽然还不大显,墨里藏针。

钓鱼的医生

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

他家挨着一条河。出门走几步,就到了河边。这条河不宽。会打水撇子(有的地方叫打水漂,有的地方叫打水片)的孩子,捡一片薄薄的破瓦,一扬手忒忒忒忒,打出二十多个,瓦片贴水飘过河面,还能蹦到对面的岸上。这条河下游淤塞了,水几乎是不流动的。河里没有船。也很少有孩子到这里来游水,因为河里淹死过人,都说有水鬼。这条河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水不流,也没有人挑来吃。只有南岸的种菜园的每天挑了浇菜。再就是有人家把鸭子赶到河里来放。河南岸都是大柳树。有的欹侧着,柳叶都拖到了水里。河里鱼不少,是个钓鱼的好地方。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的钓鱼的。

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灰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这条河里的鱼以白条子和鲫鱼为多。白条子他是不钓的,他这种钓法,是钓鲫鱼的。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是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这位老兄姓王,字谈人。中国以淡人为字的好像特别多,而且多半姓王。他们大都是阴历九月生的,大名里一定还带一个菊字。古人的一句“人淡如菊”的诗,造就了多少人的名字。

王淡人的家很好认。门口倒没有特别的标志。大门总是开着的,望里一看,就看到通道里挂了好几块大匾。匾上写的是“功同良相”、“济世救人”、“仁心仁术”、“术绍歧黄”。“杏林春暖”、“橘并流芳”、“妙手回春”、“起我沉疴”……医生家的匾都是这一套。这是亲友或病家送给王淡人的祖父和父亲的。匾都有年头了,匾上的金字都已经发暗。到王淡人的时候,就不大兴送匾了。送给王淡人的只有一块,匾很新,漆地乌亮,匾字发光,是去年才送的。这块匾与医术无关,或关系不大,匾上写的是“急公好义”,字是颜体。

篇8:汪曾祺小说读后感

汪曾祺的《受戒》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篇小说。

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受戒》一篇和沈从文的《边城》,都是饱含诗情的小说,歌颂了人性之美。秋水般的文字,纤尘不然的意境,汪曾祺的《受戒》一篇与沈从文一脉相承。都是让人感动的名篇。

小说描写的内容包括和尚们的宗教生活和民间的世俗生活两部分。和尚们的宗教生活是充满着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世俗性的。聪明漂亮的主人公明海在家叫小明子,是从小就确定要出家的。他的家乡出和尚。当和尚对当地人来说是一种谋生的职业,因为当和尚有很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可以攒钱,将来还可以还俗娶亲。不仅出家的目的是世俗的,寺庙里的生活方式也如此,充满了尘世的气氛。荸荠庵的小和尚过着很清闲的日子,连早课、晚课也不做,只是敲几声磐,然后挑水、喂猪。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和尚中,大概只有一个老和尚最守规矩,他是吃斋的,但过年时也破戒。明子的舅舅仁山是“当家的”,掌管寺庙里里外外的.俗务。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夫妻俩在庙里过起了逍遥自在的小日子。三师父精明能干,风流倜傥,能玩牌,会“飞铙”,还长于唱山歌小调。这个庙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人提起。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他们也举行宗教仪式,可那欢快的场面更像是人生的舞蹈。有时,“一场大焰口过后,也像一个好戏班子过后一样,会有一个两个大姑娘、小媳妇失踪,——跟和尚跑了”。

在对和尚们的生活习俗作了充分的铺叙后,作品又以小英子家为中心,展开了明丽的田园牧歌式的水乡世俗生活画卷。这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社会,人与环境自然和谐。小英子一家4口人,尽管性格不同,但都禀承了劳动人民的优秀品格。小英子热情泼辣,心灵手巧,热爱劳动。她和常往她家跑的明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明海会画花,小英子就把它们绣出来。他们共同劳动,一起薅草,车水,“扌歪”荸荠随着岁月流逝,春去秋来,他们的心田里渐渐长出了爱情的苗子。《受戒》这个题目是带有反讽性的,“受戒”本来是和尚表明接受佛门戒律的仪式,而就在明海受戒的同时,两个小主人公的爱情也走向成熟。明海在受完戒与小英子划船回家时,两人表白爱情,把船划进了芦苇荡。小说结尾处以写景暗示了性的成熟。

作品中两个部分的内容是相通的,具体的联结就是明海的行动;不仅如此,两个部分还互相印证,流贯着共通的精神--中国人的求生意志。《受戒》有着一种内在的欢乐,浸润着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现世主义精神,令人想起《诗经》和古代乐府中那些欢快的民歌。这是一首人生的赞歌,赞颂了纯朴健康的人性之美。

篇9:汪曾祺小说《日规》

汪曾祺小说《日规》

西南联大新校舍对面是“北院”。北院是理学院区。一个狭长的大院,四面有夯土版筑的围墙。当中是一片长方形的空场。南北各有一溜房屋,土墙,铁皮房顶,是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办公室、教室和实验室。房前有一条土路,路边种着一排不高的尤加利树。一览无余,安静而不免枯燥。这里不像新校舍一样有大图书馆、大食堂、学生宿舍。教室里没有风度不同的教授讲授各种引人入胜的课程,墙上,也没有五花八门互相论战的壁报,也没有寻找失物或出让衣物的启事。没有操场,没有球赛。因此,除了理学院的学生,文法学院的学生很少在北院停留。不过他们每天要经过北院。由正门进,出东面的侧门,上一个斜坡,进城墙缺口。或到“昆中”、“南院”听课,或到文林街坐茶馆,到市里闲逛,看电影……理学院的学生读书多是比较扎实的,不像文法学院的学生放浪不羁,多少带点才子气。记定理、抄公式、画细胞,都要很专心。因此文学院的学生走过北院时都不大声讲话,而且走得很快,免得打扰人家。但是他们在走尽南边的土路,将出侧门时,往往都要停一下:路边开着一大片剑兰!

这片剑兰开得真好!是美国种。别处没有见过。花很大,比普通剑兰要大出一倍。什么颜色的都有。白的、粉的、桃红的、大红的、浅黄的、淡绿的、蓝的、紫得像是黑色的。开得那样旺盛,那样水灵!可是,许看不许摸!这些花谁也不能碰一碰。这是化学系主任高崇礼种的。

高教授是个出名的严格方正、不讲情面的人。他当了多年系主任,教普通化学和有机化学。他的为人就像分子式一样,丝毫通融不得。学生考试,不及格就是不及格。哪怕是考了59分,照样得重新补修他教的那门课程。而且常常会像训小学生一样,把一个高年级的学生骂得面红耳赤。这人整天没有什么笑容,老是板着脸。化学系的学生都有点怕他,背地里叫他高阎王。他除了科学,没有任何娱乐嗜好。不抽烟。不喝酒。教授们有时凑在一起打打小麻将,打打桥牌,他绝不参加。他不爱串门拜客闲聊天。可是他爱种花,只种一种:剑兰。

这还是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爱好。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化学。每年暑假,都到一家专门培植剑兰的花农的园圃里去做工,挣取一学年的生活费用,因此精通剑兰的种植技术。回国时带回了一些花种,每年还种一些。在北京时就种。学校迁到昆明,他又带了一些花种到昆明来,接着种。没想到昆明的气候土壤对剑兰特别相宜,花开得像美国那家花农的园圃里的一般大。逐年发展,越种越多,长了那样大一片!

可是没有谁会向他要一穗花,因为都知道高阎王的脾气:他的花绝不送人。而且大家知道,现在他的花更碰不得,他的花是要卖钱的!

昆明近日楼有个花市。近日楼外边,有一个水泥砌的圆池子。池子里没有水,是干的。卖花的就带了一张小板凳坐在池子里,把各种鲜花摊放在池沿上卖。晚香玉、缅桂花、康乃馨,也有剑兰。池沿上摆得满满的,色彩缤纷,老远地就闻到了花香。昆明的中产之家,有买花插瓶的习惯。主妇上街买菜,菜篮里常常一头放着鱼肉蔬菜,一头斜放着一束鲜花。花菜一篮,使人感到一片盎然的生意。高教授有一天走过近日楼,看看花市,忽然心中一动。

于是他每天一清早,就从家里走到北院,走进花圃,选择几十穗半开的各色剑兰,剪下来,交给他的夫人,拿到近日楼去卖。他的剑兰花大,颜色好,价钱也不太贵,很快就卖掉了。高太太就喜吟吟地走向菜市场。来时一篮花,归时一篮菜。这样,高教授的生活就提高了不少。他家的饭桌上常见荤腥。星期六还能炖一只母鸡。云南的玉溪鸡非常肥嫩,肉细而汤清。高太太把刚到昆明时买下的,已经弃置墙角多年的汽锅也洗出来了。剑兰是多年生草本,全年开花;昆明的气候又是四季如春,不缺雨水,于是高教授家汽锅鸡的香味时常飘入教授宿舍的左邻右舍。他的两个在读中学的儿女也有了比较整齐的鞋袜。

哪位说:教授卖花,未免欠雅。先生,您可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您不知道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教授,穷苦到什么程度。您不知道,一位国际知名的化学专家,同时又是对社会学、人类学具有广博知识的才华横溢而性格(在有些人看来)不免古怪的教授,穿的是一双“空前绝后”的布鞋——脚趾和脚跟部位都磨通了。中文系主任,当代散文大师的大衣破得不能再穿,他就买了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粗毛氆氆一口钟穿在身上御寒,样子有一点像传奇影片里的侠客,只是身材略嫌矮小。原来抽笳立克、35牌香烟的教授多改成抽烟斗,抽本地出的鹿头牌的极其辛辣的烟丝。他们的3B烟斗的接口处多是破裂的、缠着白线。有些著作等身的教授,因为家累过重,无暇治学,只能到中学去兼课。有个治古文字的学者在南纸站挂笔单为人治印。有的教授开书法展览会卖钱。教授夫人也多想法挣钱,贴补家用。有的制作童装,代织毛衣毛裤,有几位哈佛和耶鲁毕业的教授夫人,集资制作西点,在街头设摊出售。因此,高崇礼卖花,全校师生,皆无非议。

大家对这一片剑兰增加了一层新的看法,更加不敢碰这些花了。走过时只是远远地看看,不敢走近,更不敢停留。有的女同学想多看两眼,另一个就会说:“快走,快走!高阎王在办公室里坐着呢!”没有谁会想起干这种恶作剧的事,半夜里去偷掐高教授的一穗花。真要是有人掐一穗,第二天早晨,高教授立刻就会发现。这花圃里有多少穗花,他都是有数的。

只有一个人可以走进高教授的花圃,蔡德惠。蔡德惠是生物系助教,坐办公室。生物系办公室和化学系办公室紧挨着、门对门。蔡德惠和高教授朝夕见面,关系很好。

蔡德惠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各门功课都很好。他生活上很刻苦,联大四年,没有在外面兼过一天差。

联大学生的家大都在沦陷区。自从日本人占了越南,滇越铁路断了,昆明和平津沪杭不通邮汇,这些大学生就断绝了经济来源。教育部每月给大学生发一点生活费,叫做“贷金”。“贷金”名义上是“贷”给学生的,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永远不会归还的。这实际上是救济金,不知是哪位聪明的官员想出了这样一个新颖别致的名目,大概是觉得救济金听起来有伤大学生的尊严。“贷金”数目很少,每月十四元。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这十四元一直未动。这点“贷金”只够交伙食费,所以联大大部分学生都在外面找一个职业。半工半读,对付着过日子。五花八门,干什么的都有。有的在中学兼课,有的当家庭教师。昆明有个冠生园,是卖广东饭菜点心的。这个冠生园不知道为什么要办一个职工夜校,而且办了几年,联大不少同学都去教过那些广东名厨和糕点师傅。有的到西药房或拍卖行去当会计。上午听课,下午坐在柜台里算帐,见熟同学走过,就起身招呼谈话。有的租一间门面,修理钟表。有一位坐在邮局门前为人写家信。昆明有一个古老的习惯,每到正午时要放一炮,叫做“放午炮”。据说每天放这一炮的,也是联大的一位贵同学!这大概是哪位富于想象力的联大同学造出来的谣言。不过联大学生遍布昆明的各行各业,什么都干,却是事实。像蔡德惠这样没有兼过一天差的,极少。

联大学生兼差的收入,差不多全是吃掉了。大学生的胃口都极好:都很馋。照一个出生在南洋的女同学的说法,这些人的胃口都“像刀子一样”,见什么都想吃。也难怪这些大学生那么馋,因为大食堂的伙食实在太坏了!早晨是稀饭,一碟炒蚕豆或豆腐乳。中午和晚上都是大米干饭,米极糙,颜色紫红,中杂不少沙粒石子和耗子屎,装在一个很大的木桶里。盛饭的杓子也是木制的。因此饭粒入口,总带着很重的松木和杨木的气味。四个菜,分装在浅浅的酱色的大碗里。经常吃的是煮芸豆;还有一种不知是什么原料做成的`紫灰色像是鼻涕一样的东西,叫做“魔芋豆腐”。难得有一碗炒猪血(昆明叫“旺子”),几片炒回锅肉(半生不熟,极多猪毛)。这种淡而无味的东西,怎么能满足大学生们的刀子一样的食欲呢?二十多岁的人,单靠一点淀粉和碳水化合物是活不成的,他们要高蛋白,还要适量的动物脂肪!于是联大附近的小饭馆无不生意兴隆。新校舍的围墙外面出现了很多小食摊。这些食摊上的食品真是南北并陈,风味各别。最受欢迎的是一个广东老太太卖的鸡蛋饼:鸡蛋和面,入盐,加大量葱花,于平底锅上煎熟。广东老太太很舍得放猪油,饼在锅里煎得嗞嗞地响,实在是很大的诱惑。煎得之后,两面焦黄,径可一尺,卷而食之,极可解馋。有一家做一种饼,其实也没有什么稀奇,不过就是加了一点白糖的发面饼,但是是用松毛(马尾松的松叶)烤熟的,带一点清香,故有特点。联大的女学生最爱吃这种饼。昆明人把女大学生叫做“摩登”,于是这种饼就被叫成“摩登”耙耙。这些“摩登”们常把一个耙耙切开,中夹叉烧肉四两,一边走,一边吃,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文雅。有一位贵州人每天挑一副担子来卖馄饨面。他卖馄饨是一边包一边下的。有时馄饨皮包完了,他就把馄饨馅一小疙瘩一小疙瘩拨到汤里下面。有人问他:“你这叫什么面?”这位贵州老乡毫不犹豫地答曰:“桃花面!”……

蔡德惠偶尔也被人拉到米线铺里去吃一碗闷鸡米线,但这样的时候很少。他每天只是吃食堂。吃煮芸豆和“魔芋豆腐”。四年都是这样。

蔡德惠的衣服倒是一直比较干净整齐的。

联大的学生都有点像是阴沟里的鹅——顾嘴不顾身。女同学一般都还注意外表。男同学里西服革履,每天把裤子脱下来压在枕头下以保持裤线的,也有,但是不多。大多数男大学生都是不衫不履,邋里邋遢。有人裤子破了,找一根白线,把破洞处系成一个疙瘩,只要不露肉就行。蔡德惠可不是这样。

蔡德惠四五年来没有添置过什么衣服,——除了鞋袜。他的衣服都还是来报考联大时从家里带来的。不过他穿得很仔细。他的衣服都是自己洗,而且换洗得很勤。联大新校舍有一个文嫂,专给大学生洗衣服。蔡德惠从来没有麻烦过她。不但是衣服,他连被窝都是自己折洗,自己做。这在男同学里是很少有的。因此,后来一些同学在回忆起蔡德惠时,首先总是想到蔡德惠在新校舍一口很大的井边洗衣裳,见熟同学走过,就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他还会做针线活,会裁会剪。一件衬衫的肩头穿破了,他能拆下来,把下摆移到肩头,倒个个儿,缝好了依然是一件完整的衬衫,还能再穿几年。这样的活计,大概多数女同学也干不了。

也许是性格所决定,蔡德惠在中学时就立志学生物。他对植物学尤其感兴趣。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对植物分类学着了迷。植物分类学在许多人看来是一门很枯燥的学问,单是背那么多拉丁文的学名,就是一件叫人头疼的事。可是蔡德惠觉得乐在其中。有人问他:“你干嘛搞这么一门干巴巴的学问?”蔡德惠说:“干巴巴的?——不,这是一门很美的科学!”他是生物系的高材生。四年级的时候,系里就决定让他留校。一毕业,他就当了助教,坐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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