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论文
【简介】感谢网友“克予予”参与投稿，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税法论文（共10篇），欢迎阅读!
篇1：财税法论文
财税法论文
财税法论文范文一：优化纳税服务
摘要：近年来，全国各级税务部门围绕满足纳税人的需求，不断拓展纳税服务，税收服务不仅在形式上得到丰富充实，而且在质上也有了新的提升和飞跃。
但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我国目前纳税服务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服务观念更新和服务手段的创新方面，纳税服务的实践还处于低层次、低水平的阶段，因此，如何进一步转变征管理念，优化纳税服务，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纳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本文将从现阶段我国纳税服务的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纳税服务 优化 征管
0 引言
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以提高税法遵从度和优化税收环境为目标，在征纳双方依法行使征税权利和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中，在税收征收管理、检查和实施法律救济过程中，为确保纳税人依法纳税、
指导和帮助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并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向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事项和措施的总称，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和税务机关依法诚信征税的基础性工作。
由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我国的纳税服务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我国目前的纳税服务工作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片面强调服务的表层优化，纳税服务“越位”与“缺位”并存
1.1 片面强调服务的表层优化 长期以来，税务部门片面追求硬件环境，既与纳税服务的初衷相违背，又给人民群众造成不良印象和影响，对税收服务工作不利。
1.2 纳税服务“缺位”与“越位”并存 纳税服务“缺位”，是指因税务机关执法不到位或者程序不规范，手续繁杂，致使纳税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或承受不应有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因税务人员素质不高、
办事效率低下导致纳税人为办理同一纳税事项而多次往返，久拖不决;因税收工作流程不规范，存在程序繁杂、手续繁琐、票表过多的问题，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因税收法制不完备，使纳税人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等。
纳税服务“越位”，是指超越法律规定的义务范畴,越权提供不合法的服务，以及将不属于纳税服务范畴的内容作为纳税服务提供给纳税人，如有的税务部门仍然存在擅自减免税或扩大税收优惠范围的现象;有的税务机关片面强调培植税源的服务，为纳税人跑项目、拉贷款、清债务。
当前我国的纳税服务中“缺位”与“越位”并存的问题大量存在，直接影响了纳税服务实效的发挥。
2 纳税服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不尽合理，纳税服务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
2.1 纳税服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不尽合理 现行的机构设置是从便于税务部门管理出发、以对纳税人实施管理和打击为依托的一种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从而分割了纳税服务职能，缺乏为纳税人提供整体和有效服务的机制，
未能将税收服务提升到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和法定职责的高度。
2.2 纳税服务监督考核评价机制尚需完善 目前，对于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质量和效果还没有一套科学、完备、合理、有效的监督考核评价机制。
现有的考评机制侧重于对税收计划完成情况、征管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考核，往往那些需由多部门、多环节协调配合解决的涉税事项产生推诱扯皮的现象，纳税服务时效以及质量都难以保证，纳税人投诉报怨时有发生，使纳税服务大打折扣。
3 纳税服务信息化程度不高，没有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优势
目前，纳税服务信息化程度不高，服务的手段和方法还很落后，从而使纳税服务实效受到影响。
针对我国纳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流程再造理论的要求，并积极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纳税服务的成熟经验，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纳税服务：
3.1 改革现行征管模式，树立现代纳税服务观
3.1.1 要进一步转变纳税服务观念 要正确认识纳税服务的涵义和本质，树立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应尽的义务的理念，从服务于纳税人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税收工作，从对纳税人纳税过程控制导向向纳税过程服务导向转变，加快由单纯执法者向执法服务者角色的转换，
将管理和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服务促进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把纳税人满意不满意作为开展工作、评价工作的标准，把纳税服务作为税务机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重要工作抓好。
3.1.2 要实现纳税主体由控管对象向商业客户的转变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借鉴私营部门“顾客至上”的理念，将纳税人视作税务机关服务的“客户”，按照纳税人的需求提供各类纳税服务，以纳税人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纳税服务优劣的'重要标准。
3.2 建立健全纳税服务机构并合理界定其职责，注重提高税务人员素质 在税收征管改革的信息化、专业化的条件下，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流程再造理论的要求，必须逐步实行税务组织机构扁平化模式。
应突破现有的根据行政区划设置基层税务机关的做法，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来重新构建组织结构，针对特定纳税人的需求和问题，按照经济区划设置税务部门，每个职能部门负责通过最佳的内部结构设置，向有相似需求的一组纳税者提供服务，
减少管理层次和单位数目，提高基层单位和核心管理职能的集中化程度，彻底改变目前组织机构复杂臃肿的状况，实现管理“扁平化”，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机构，使得管理组织设置简单、管理程序简化、上层决策贴近实际、信息传递更加流畅，
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层级过多导致的高昂监督成本以及协调合作成本，使分工的专业化经济带来的好处得以充分体现。
同时，在职能部门设置上，实行“征、管、查、审”四分离的格局，通过集中征收和体外审理，加强职能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严格执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制度，协调“征、管、查、审”之间的工作关系。
要在着眼于未来税收工作发展要求基础上，加大现有税务人员的培训教育力度，应做好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创新思路，转换机制，调整重点，改变过去传统填鸭式的单向教育培训方法，加强实用技能培训力度，努力建立学习型组织。
同时，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政教育，使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自觉遵守税务人员的各项廉政规定和服务制度，很刹吃、拿、卡、要、报等不正之风，树立税务干部公正严明、文明高效的良好社会形象。
3.3 加强信息技术在纳税服务中的运用，推进纳税服务的信息化 提供深层次的纳税服务必须以信息技术的深化应用和加快信息化进程为基础，以便能够在使分工的专业化经济的好处充分得以体现的同时，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协调合作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
因此应积极构建功能齐全、协调高效、资源共享、监控严密、安全稳定的纳税服务系统，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应尽快全面运行办公自动化，为系统信息数据畅通运行提供渠道，完善、升级现行软件功能模块，全面运行CTAIS(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软件，
加强管理维护，确保信息安全，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应加快与有关部门及纳税人的横向联网，扩大信息交换的范围，实现社会信息资源的共享。
要不断完善网上纳税服务工作的保证措施，做到统一规划、明确分工、责任到位，建立相应的网上纳税服务工作考核机制，对信息的发布、更新、维护以及网上纳税服务工作所涉及的各部门进行考核;加强高素质网络管理人才的培养，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征管的需要;
建设一流的信息数据库，逐步建设税收法规库、制度公示信息库、纳税指南问题库、发票税控信息库、企业资信信息库、纳税记录信息库、行政审批信息库等。
财税法论文范文二：乡镇财政预算执行工作的探讨
一、乡镇财政预算编制与执行工作中的问题分析
(一)预算编制科学化水平较低
第一，乡镇预算编制工作效率不高，预算编制与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机制存在不合理之处，从而造成预算编制工作中经常会发生交叉现象;第二，乡镇财政预算编制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并且相关财务人员对资产状况、业务活动以及人员的流动情况等缺乏了解，
篇2：税法的论文
关于税法的论文
同学们有了解过税法吗？以下是有关税法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税法的论文
税法能否得到普遍适用，直接关系到其调整目标的有效实现，其中蕴含的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就是税法的普适性问题。（注：对于法律的普适性问题，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对一些主张绝对普适的理念进行过批评，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是强调所谓“绝对普适”，而是更关注具体的税法在适用上是否应具有普遍性，以及能否做到普遍适用的问题。）税法的普适性（Universality），作为税法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原理和原则对于评价和完善一国的税制，分析和解决税法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普适性，就像对现代性一样，人们的认识存在许多差异，既有一般的偏于否定的看法，也有具体的侧重于肯定的观点。这些认识差异，主要缘于人们对于“普适性”的理解的不同。根据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将着重探讨，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及其现实体现，从而说明是否要区分“局部普适”和“一般普适”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说明税法的普适性存在哪些局限，并对这些局限作出分析和评判。
一、对税法普适性的认识
一般认为，法律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尽管绝对的普适性不存在，但一项有效的制度必须具备相对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应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普遍性、确定性和开放性。其中，普遍性或称一般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指制度应“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注： F.A.Hayek，Law，Legislation andLiberty，vol.1，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p.50.）而确定性，则强调制度必须是可 以被认识的，是一般人容易清晰地认知和辨识的，因此各种秘而不宣的“内部文件”或含糊、多变的规定都不符合确定性的要求；此外，开放性是指制度应当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以使主体可以通过创新行动来对新环境作出反应和调适。（注：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版，页148.）普适性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实际 上也是在保障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应当遵循的准则。
在普适性的上述三个特征中，普遍性是最为基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适性也可看作“普遍适用性”的简称，其核心要求是制度适用上的普遍性。而确定性和开放性更主要地是从制度的形成上而言的，或者说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立法提出的要求。它们对于立法如何做到简明扼要、疏而不漏更重要，是对制度适用的普遍性的保障。因为制度只有在内容上是确定的，才能真正实现在实质上的普遍适用；制度只有是开放的，才能顺应时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适，才能更广泛、更持久、更稳定地得到普遍适用。
普适性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制度适用的公正性，关系到对相关主体的普 遍和平等适用。如果违背普适性原理确立各项准则，就会削弱人们对制度的遵从，从而会提高奉行费用，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强调税法的普 适性，及其重要价值。
普适性对于各类制度的形成和适用都有重要意义，这在税法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但由于相关的探讨微乎其微，因而有必要先对税法普适性产生的法理基础问题予以简要分析，并考察普适性原理在现实的税法制度上的具体体现，这样，才能对税法的普适性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便进一步分析我国税法在普适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局限。
（一）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
普适性对于各类制度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对税法更重要？这是研究税法的普适性问题时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对此，有必要从税法上的基本权利保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类基本原则的 角度，来探寻税法普适性存续的法理基础。 税法关乎国民的财产权、工作权等基本权利，（注：税款的征收主要通过税法的适用来实现，而征税本身则是对国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征税还会侵害国民的工作权，或者认为税款的征收关系到人民的生存权。这些观点都强调现代税法对私法主体的适用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行的影响。）影响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自由竞争，从而会在总体上影响经济和社会运行，以及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的保障等问题，故税收立法必须谨慎从事，力求周全，而不能随意和轻率。为此，许多国家都确立和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并在具体的立法领域实行“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原则，（注：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体现和保障，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6期。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和加强，是否仍然要固守议会保留原则，又成了需要探讨的新问题。）以力求确保税法的安定性、妥当性和可预测性，确保国民的信赖利益和基本人权，同时，也确保基本的税收法制的统一 .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制的统一至为重要，因为它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注：在经济层面存在的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等多种二元结构，在客观上可能会带来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从而可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为此，必须通过法律（包括税法）的调整，来使其具备基本的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这是应由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物品）。其实，国际层面的GATT及WTO等已经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一国政府更应为此而尽力。）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某个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社会 上、尤其是经济上的整体时，它必定要求最低限度的法制统一。在一个法制支离破碎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现代经济。在美国，没有最低限度的法制统一，就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工商业。（注：参见马克斯？莱因斯坦在韦伯的《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所写的导论，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页32.）而在这其中，统一的税收法制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从法制统一的要求来看，对于财政、税收、金融等重大事项，不仅在立法上要保持其统一性，或者说要保持立法权力行使的“一元化”，而且，在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这一 “庞德命题”的情况下，法制的统一性本身就包含着执法的统一。而执法的统一，不仅包括有权适用法律的主体的统一，而且更是指对法定范围内的主体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统一。这些对法制统一的要求，与前述对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确定性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因而与普适性的 要求也是一致的。
其实，从通常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税法对主体的统一适用问题来看，其核心仍然是强调税法的普适性，即对具备法律规范所假定条件的各类主体，原则上都应一体适用，一视同仁，而不应厚此薄彼，或分亲疏远近。为此，在税法适用上就必须既要考虑形式公平和 实质公平，又要考虑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要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J.M.Buchanan）曾经指出，（税收）纵向公平是横向公平的一个重要推论，而横向公平原则的根源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税收问题在本质上是法律问题。参见布坎南等著：《公共财政》，赵锡军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页57-59.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是要求法律具有普适性，因而税收公平原则与普适性原理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就必须真正做到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以真正实现“量能课税”，这与税法普适性的内在价值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法的普适性，不仅是前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的要求，而且也是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这些基本的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
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体现了一种应然状态。从这一法理基础出发，应当更多地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以更好地实现税法在保障基本人权、调控经济和社会运行、保障稳定等多个方面的价值和目标。（注：随着国家职能的日益扩大，现代税法的价值和目标也是多元的，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税法制度的形成，而且对税收优惠制度等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会对税法的适用范围产生影响。其实，这也是税法上许多问题较为特殊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实现依法治税，建立“法治的税收国家”所需要的。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税法的普适性问题也应当引起税法研究者的特别注意。
对于确立税法普适性的上述基础，虽然以往缺少探讨，但一般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因为它是可以从上述基本原则中推演出来的。但是，税法普适性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税法的普适性可否度量？它会受到哪些限制？要回答这些问题，则还需对税法普适 性的现实体现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
从一般法理来说，税法的普适性主要可以通过税法的制定和适用体现出来。由于在普适性中，普遍性是更为基本的，因此，下面有必要先着重探讨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然后再对确定 性和开放性略做分析。
税法适用的普遍性，具体体现在时、空、人三个维度上，或者说可以用时间、空间和主体三个标准来度量。从时间维度上说，税法在其有效实施的期间内，应是普遍适用的；从空间维度上说，税法在其有效实施的地域范围内，也应是普遍适用的。但是，由于时间是“均质”的，而地域则是存在千差万别的，因此，税法在空间上的普遍性往往更易引发问题。
从税法适用的空间维度来看，在国内法层面，税法的立法级次的差别，以及诸多原因导致的一些特殊“税收管辖区”，或者其他意义上的“特殊区域”的存在，使得各类不同渊源的税法规范在适用地域的普遍性上也多有不同。也就是说，税法适用的普遍性会在实际上存在“量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税法渊源的差别造成的。（注：例如，由于法律渊源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在我国存在着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不同的税收管辖区，因而在我国并无统一适用于整个国土的税法存在。此外，在存在一些特区的情况下，由于在经济特区或实际上的“民族特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税收优惠区）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税收制度，使得某些方面的税法规范也不同于特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因而在地域上这些税法规范并不具有普适性。）随着地方获得税收立法权的可能性的增大，以及事实上地方握有的税收立法权的增加，在国内法层面的普适性被肢解的问题还将凸显，这是一个需要深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此外，在国际法层面，由于涉及到相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税法协调，以及相关规范的“国内化”问题，因此，国际层面的税法规范所适用的空间范围一般都会更广，从而使“税境”超越一国领域。从一国的立场上看，这样的税法规范的适用范围更为广阔，因而其在地域上也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注：如WTO所确立的相关税法规范，实际上适用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有时不仅存在着缔约方的守约性遵从，而且还存在着一些非缔约方的默契性遵从。此外，区域性国际组织所确立的税收方面的规范，也大大超过一国税境，而在多国生效。）另外，因特定主体及其行为而导致的“域外适用”问题，还形成了税法适用普遍性方面的特殊问题。
除了上述的时空维度以外，主体的维度也很重要。税法究竟具体对哪些主体适用，是一个 关系到实际征税范围的重要问题。由于许多国家都并施属人原则与属地原则，同时行使不同类型的税收管辖权，因而税法在主体上的适用更应具有普遍性。这不仅与所谓的主权等问题有关，而且还与国家利益的保护、政府的税收收益以及“国际税收竞争”等有关。当然，尽管上述相关因素会使国家存在扩大纳税主体的刚性和驱动力，但不同类型税法由于存在诸多不 同，其对主体的普适性也不尽相同。
例如，如果把税法规范按照立法的级次，或法律渊源来划分，则立法级次较高的税法规范，对主体的适用一般也较为普遍，反之，立法级次不高的税法规范，在主体的适用范围上则 较为狭隘。
又如，在把税法规范分为税收实体法规范和税收程序法规范的情况下，由于在税法程序上有统一性的要求，因而相对来说，税收程序法对各类主体更具有普适性；而税收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则因对各个税种的征税范围不同，特别是因对于各类主体具体规定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通常，税收实体法规范的普适性会相对受限。当然，如果把整个税收实体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其适用便会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可能会把具有可税性的领域都纳入其适用范围（注：关于可税性的条件或称影响因素，可参见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第5期。）。
此外，即使是在税收实体法领域，由于在实行“分税立法”模式的情况下，各个税种所对应的税法各不相同，因此，各类实体税法规范适用的普遍性也不尽相同。例如，由于商品税和所得税课征广泛而普遍，并往往易被各国选为主体税种，因而相应的商品税法和所得税法的适用，自然也会有更突出的普遍性。另外，即使是在商品税或所得税内部，各个具体税种的适用范围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商品税中，增值税为多环节课征，因而对主体和地域的适用范围都更广；而关税则仅在单一的进出口环节课征，因而适用领域较窄。与此相对应的各类税法的适用情况也是如此。又如，在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但企业所得税一般更主要适用于公司制企业；而个人所得税则一般不仅适用于自然人，而且也适用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上述列举的几类情形表明，税法适用的普遍性是相对的，切不可一概而论。由于税法的渊源是多元的，具体的适用范围不尽相同，因而不可能具有共同的普遍性；同时，由于税法规范的性质也各异其趣，具体调整的领域都未尽一致，因此，现实的税法普适性与理论上的要 求肯定会存在距离。
其实，不仅在税法适用的普遍性方面存在上述问题，在普适性所要求的确定性和开放性方面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一般认为，税收具有固定性或明确性的特征，而税法上更是要求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并以此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短视和立法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税法存在着不够简明、不易掌握、不易为普通公众认知等诸多问题，甚至如业内“行话”所说-“内行说不清，外行搞不懂”，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税法的确定性。特别是过多的“通知”、“批复”的存在，更是严重地侵蚀着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注：大量的“通知”、“批复”的存在，不仅可能存在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情况，而且也进一步增加了税法的模糊性，导致税法主体待遇的不平等，从而对于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都会带来影响，同时，它们也会对可税性带来侵蚀。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第6期；以及“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年第5期。）影响着税法内容的确定性或称明确性，从而影响着税法的普适性。
又如，在开放性方面，税法因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突出的公法和强行法性质，一般更强调税收法定原则，从而留给法律主体具体调整的余地相对较小，因而它不会体现出像私法制度那样的开放性。但是，税法定得再严密，也会因其特点而产生“密而有漏”（而不是“疏而不漏”）的问题，从而导致实际上存在的诸多罅隙。其实，税法所调整的领域广阔，税法主体复杂，客观情况变化万千，税法主体在遵循基本的税法宗旨和原则的前提下，必须或必然对制度作出适当的调适，从而使税法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尽管这种开放性并非一定符合 立法者之愿望。
以上简略列举了税法的普适性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上的现实体现，从中不难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整个税法规范统一的、无差别的普适性，亦即并不存在理想状态的普适性。由于税法规范的形成和适用范围往往受制于多种因素，从而使税法的普适性受到影响，因此，普 适性只能是相对的，需要对其做具体的考察。
上述探讨表明，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的税法适用的实践来看，现实的税法普适性，主要是要求在符合该税法规定的时间、地域、主体范围内普遍适用，而并不是要求它一定是永恒的'、对全国乃至更大地域范围内的一切主体都适用。因此，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税法的普适性，应当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理解也许更全面一些，也才能把普适性的一般问题概括进去；同时，还体现了考察具体的现实问题对于检讨一般理论的重要性。
在上面的探讨中，还可以看到，从税法的普适性的法理基础，特别是从税收公平原则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强调全面的、整体上的普适性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普适性可称为“一般普适”，它解决的是“整体上”的主体利益的“一般均衡”问题；但是，从税法适用的时空维度和主体维度的现实来看，由于税法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税收立法体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现实税法的普适性同理想状态的普适性尚有很大距离。即现实中的税法不仅有“一般普 适”的情况，而且也有仅对税法所规定的相对较小范围的特定时空、主体普遍适用的“局部普适”的情况，并且，后者解决的是利益分配的“局部均衡”问题。（注：我认为，均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都要研究的核心问题甚或是理想状态，只不过在各个学科上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例如，法学上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无论是刑法上的罪刑相应，还是民法上的等价有偿、损害赔偿或恢复原状；无论是行政法上的“平衡论”，还是经济法上的“协调论”，都是在追求一种均衡。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就是各类主体的税收利益的平衡。张守文：《税法的困境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页339-340.因此，这里提出的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并不是经济学概念的简单套用，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使用。）因此，如果提出“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概念，也许更有助于解释和说明税法普适性的现实状况，并更有 助于对普适性问题作出具体分析。
一般普适的存在，表明税法在现实中有符合其基本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的一面，也有在整个税法适用领域确保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本身就是税法的基本原则）的一面；而局部普适的存在，表明税法虽然在总体上遵从普适性的一般原理和原则，但实则还是对一般普适作出了变易和限制。为此，有必要研究对一般普适的交易和限制是否合理，特别是税法的普适性究竟有哪些局限性，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等等。这样，才能对税法的普适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才不至于片面地强调理论上的普适性，而忽视现实中的局限性，才能更好地解决应当如何看待和强调普适性的问题。
二、税法普遍适用的多重局限
如前所述，从一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来看，应当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但从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来看，普适性只是相对的，与其法理基础的要求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体现了税法普适性的现实局限。税法普适性的现实局限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法律在其应有的效力范围内不能普遍、有效适用；税法的不确定性突出、模糊和不易把握之处太多，人们无所适从；开放性不够，不能随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等等。税法普适性的局限，从法制的角度说，较为重要的是立法上的局限和执法上的局限。但限于篇幅和研究的需要，下面将着重从税收立法的角度，探讨其现行立法对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的局限，以及税收立法 的不确定性对于普适性的局限。
（一）税收立法对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的局限
税法的普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收立法。但在现实中，可能恰恰是税收立法本身，为税法的普适设置了障碍，并成为其限制性的因素。其中，立法体制和立法内容对普适性的局 限是最大的。
例如，由于立法权限的不统一而带来的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就是使普适性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如果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实行共享模式，则会使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享有税收立法权；另一方面，在强调分税制，以及由此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法律渊源的复杂性就更为突出。尤其在一国国内存在多个税收管辖区的情况下，税制和税法的适用，便更显复杂，由此不仅会严重影响税法的“一般普适”，而且还会带来税法适用的“区际冲突”。因此，在一国内部存在不同的税收管辖区，或实行各级政权分享税收立法权的“财政联邦制”的情况下，对税法的适用必须进行有效协调，否则会严重影响税法整体的普遍适用。
上述立法体制因素，一般会通过具体的立法内容-即有关税法的构成要素的规定-来影响税法的普适性，这主要体现为税法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税收优惠等主要课税要素对普适性的限制。由于税法主体中的纳税主体与征税对象直接相关，同时与其他相关课税要素也都有一定关联，因而下面主要以税法主体为例，来探讨税法普适性的局限，以及局部普 适的问题。
从征税主体的角度看，国际上较为通行的体制，是由税务机关和海关具体代表国家担当征税主体，分别行使税收征管权和入库权。这种国际通例，也是我国相关体制改革和税权分配的一个方向。但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两类机关分别适用不同的实体税法和程序税法，因而即使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税法程序上的普适。（注：《税收征收管理法》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最重要的税收程序法，但它仅适用于税务机关对各类税收的征管，而不适用于海关税收的征管。通常，程序法往往更具有共通性和普适性，但在税法领域，程序法也并不是统一适用的。由此可见税法普适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在上述的征税主体之外，是纳税人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主体，如扣缴义务人、税收担保人 、税务代理人等，这些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都不尽相同。因此，税法不可能对他们都一样适用，而是要区分对待。这同在私法上对于各类私法主体适用一致的基本规则是不同的。
从纳税主体的角度来看，税法的普适性通常强调的普遍征税，实际上只是对符合法定课税要素的纳税主体才是适用的。而事实上，由于税法是与具体税种相联系的，而各个税种不可能对各类主体都适用。尽管就税法的总体而言，对主体有着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但从具体的实体税法来看，往往在主体的适用上会受到许多局限。此外，税法主体可以是各类主体，但纳税主体在理论上却不能包括国家或政府。因为后者应当是受税者，而非纳税者，不具有可税性。（注：关于可税性的条件或称影响因素，可参见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即使是排除了国家机关甚至是第三部门的主体范围，也还会因诸如税收优惠或等问题，而使实际上适用的主体范围受到进一步的局限。
此外，对于具体的纳税主体，税法的适用实际上也是有分别的，因而不同的主体在税法上的待遇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增值税法中的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所得税法中的居民 与非居民，在税法上的地位和待遇都是不同的。（注：例如，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因其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可以用扣税法进行税款的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则因其无权使用专用发票，因而不能进行税款的抵扣；此外，居民纳税人要就“环球所得”纳税，而非居民纳税人则仅就源于收入来源国的所得纳税，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不同主体在税法上的待遇的不同。）可见，税法的普适性是被分为多个层面的，只有在多个层面上来理解其普适性，只有对具备相同法定条件的主体谈普适性，才是有意 义的。
另外，主体的“适用除外”制度，也是税法普适性的一个限制性因素。从纳税主体是否具有可税性的角度说，某些类别的主体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意义上说，都不应成为纳税主体，因而有必要排除税法对它们的适用。这种除外适用，在具体的立法中，有的是通过不列入征税主体来体现，而有的则可能是通过免税的形式，或者通过国际条约的优惠安排来体现。由于这种适用除外直接影响到纳税主体这一课税要素的确立，因而必须在具体界定时予 以明确。
通常，在税法理论和实践领域，一般都认为对同时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主体不应征税，因而事实上对于不从事营利活动，同时又具有公益性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都是不征税或免税的，（注：对于这些主体的税收征免原则，我曾作过一些探讨。可参见拙文“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则”，《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以及前引“论税法上的可税性”。）这实际上是一种主体上的适用除外。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即使这些主体违背其设立宗旨而从事营利活动，并成为纳税主体，也有可能因执法的不规范而 获取税收的减免优惠。
再有，依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国际公约，对于外国的国家元首、外交使节等人是不能征税的，（注：可参见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3、28、34、36、37、39条；以及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2、39、49、51、60、62条等。）这既是国际惯例的要求，更是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我国在理论上也认为这些主体具有代表国家的特殊身份，不能成为纳税主体，因而在立法上也规定了上述主体及相关主体的税收豁免权。（注：根据我国立法的规定，使馆、领馆的馆舍免纳捐税，其办理公务所收规费和手续费亦免纳捐税；此外，对外交代表和相关人员的个人收入、财产等，也有一些税收豁免的规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5条、第16条、第18条、第23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第5条、第17条、第19条等。）
以上仅是从税法主体的角度，例证税收立法对于税法普适性的限制。其实，税收立法影响税法的普遍适用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立法例其实都一再说明：税法的普适性是受到多重限 制的。
（二）税收立法上的不确定性对于普适性的局限
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影响适用的普遍性。税收立法的不确定性在我国也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征税范围、税率、税收优惠制度的频繁调整等。为此，下面有必要以另一核心要素-税率 为例，来说明不确定性对于普适性的局限。
从大的方面来说，由于94年推出的新税制，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因而必然会积聚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说由于改制而造成的一些过渡性安排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此外的某些不确定 因素就是不可理喻或不可容忍的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税率的不确定，与公然直接违反法律规定有关。例如，在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银行业，其税率就一直很不确定，也很“与众不同”。在税改后，其企业所得税税率，按规定本应统一降为33%，但却长期仍执行过去较高的55%；其营业税税率，按规定应为5%，但却因财政的需要，在未进行相关的正式修法活动的情况下，被直接调高为8%（其中新增的3%转归中央收入）；而从起，基于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基于加入WTO的需要，其营业税税率又要开始逐年降低，这些做法都是极不规范的。（注：尽管许多人都认为银行业收益较高，因而为了国家的财政“宰它一刀”也应该，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则不能不说上述看法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事实上，今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之所以很突出，过去过重的税收负担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对银行业继续实行这种“重税榨取”政策，则其负面影响可能会很快显现，使在入世压力下本已惨淡经营的银行业更是雪上加霜。）
其实，不经过立法程序，而直接改变税率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许多具体的税法规定中都有此类情况，如出口退税率的不断调整、（注：出口退税率的忽低忽高的频繁调整，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它带来了税收、外贸、金融、海关甚至外交等领域里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对纳税人的权利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拙文“略论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法学评论》第6期。）一些具体商品的增值税税率的频繁变化，以及烟酒消费税等税率的频繁变化，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关税税率的多次大幅度调整，虽是常事，但与上述情况尚有不同，尽管它也有加大法律的不确定的一面，但多认为这是关税本身的特点使然，因而它更是开放性的体现。此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的调整，也是个问题（注：小规模纳税人由于不能实行扣税法，因而采用销售额与征收率相乘的简易计算办法。本来，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征收率一律为6%，但从197月1日起，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一律调减为4%，这样，不仅在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之间存在着税负不公的问题，而且在小规模纳税人之间也形成了新的不公平。）。另外，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来代替证券交易税，本来已是“问题”，但即使如此，其税率还要频繁调整，就更是“问题”了。本来，按照严格的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像税率这样的直接关系到国民财产权的核心要素，必须实行课税要素法定原则，甚至应当实行“法律保留”或“议会保留”原则，而在我国的现实中，不仅没有很好地实行议会保留原则，而且政府还在超常规地大量制定基本的税法规范，甚至就连政府的职能部门都能够在事实上影响税率，并通过大量的“通知”“批复”来对税法制度的形成和实施发挥作用。这些其实是对税法确定性最大的影响，也是对国民的信赖利益和可预测性的最大“侵害”，不仅严重限制了税法的普遍适用，而且会影响依法治税的实现。由此可见，遵循基本的立法程序是很重要的。布坎南曾经特别强调过立法程序对于保障普适性的重要价值，（注：布坎南曾经强调，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以某种任意的和区别对待的方式对公民课税（这当然包括这里探讨的随意调整税率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必须符合普遍性的标准，以满足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的要求，因为程序上的约束，尤其是特别多数的通过要求，能够更好地避免“财政榨取”。布坎南，前引⑧，页165.）这是有道理的。在人类尚未找到更好的替代手段的情况下，形式上的程序还是需要的，因为即使仅仅是“ 形式上”的，也毕竟会形成一种制约。
其实，强调税法的普适性，并不是主张税率要僵化。恰恰相反，税率作为重要的调控杠杆，它需要适时适度地变动。例如，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多次大幅度调低进口关税税率，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税率的适当变动无可厚非，关键是变动一定要遵守法定的程序，应当在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税权分配架构下进行。否则，不仅会严重影响税法的权威性和实效，而且也会加大税法的执行成本和市场主体的奉行成本，甚至可能还会以不规范的立法形式来侵害国民的财产权，或者导致主体之间税收利益的不均衡，从而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降低社会的总体福利。由此足见税法的“非普适”的危害之巨。
税率的不统一，也与国土辽阔、地域千差万别有关，从而也同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协调有关。作为协调中央与地方税收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要求对地方的税收利益要适当兼顾，同时，也要给地方以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为此，尽管我国一直在强 调税权要高度上收中央，但还是下放了若干税种的开征权和停征权，（注：例如，自94年税制改革以来，已陆续下放了屠宰税、筵席税、牧业税等税种的开征权与停征权，从而使地方政权可以根据本地的需要，来决定这些税的存废与多少。）同时，通过在全国统一立法中规定幅度比例税率或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的立法技巧，来把确定税率的重要权力，在事实上让渡给地方。例如，农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对娱乐业征收的营业税、对车辆征收的车船使用税等，都实行幅度比例税率，其税率的实际确定权往往掌握在省级政府甚至更低级的地方政府。此外，资源税实行幅度税额，尽管其税率的确定权被下放给了有关职能部门，但最终也与地方的情况直接相关。这些税率确定权的下放，会对整体税法的普适性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也形成了对税法的普遍适用的限制。
以上主要分别以税法主体和税率的立法为例，来说明现实立法对于税法普适性的诸多限制问题。事实上，在征税范围、税收优惠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立法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对税法的普适性的限制更是非常突出。不难想见，在较为严肃的立法环节中，影响普适性的问题尚如此之多，那么，在整个税收法制环境欠佳的情势下，在执法等其他环节，限制或影响税法普适性，甚至公然违反税法的情况，就更是屡见不鲜的。近些年来发生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多宗惊天税案，（注：如号称新中国第一税案的“金华税案”，以及后浪推前浪的“远华税案”、“潮汕税案”等，影响之大、牵涉之广，都是世所罕见的。这些案件中所蕴涵的一些问题，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此我曾作过一点探讨。参见拙文“‘第一税案’与财税法之补缺”，《中国法学》第4期。）都足以说明这些问题，在此已无须赘述，因为本文更需要探讨的是那些易被人们忽视或漠视的问题。
当然，除了上述立法和执法上对税法普适性的局限以外，征纳双方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律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局限也值得注意。但这些方面都与上述两类局限有直接的关联，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入其中。这样，就可以从法制的角度，来分析税法普适性的局限根源与增进对策，这与经济学家对于某个税种究竟应在全国范围内抑或局部地域范围内开征的分析，也有一定关联。（注：经济学家主要根据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以及各级政府提供各类公共物品的效率、征收的效率、税种的流动性及其与整体经济的关系等，来确定某个税种的开征范围。例如，一般认为所得税就应当由国税机关征收并纳入中央收入；而财产税则应由地税机关征收并应纳入地方收入。）
上述诸多方面对税法的普适性所构成的多重局限，已经使理论上完美的普适的税法被撕扯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这样的税法不仅做不到完全的“一般普适”，甚至有时连“局部普适”也可能无法企及。有鉴于此，对于上述税法普适性多重受限的现状，还有必要做一些分 析和评判。
三、对税法普适性多重受限的分析和评判
无论是从前面对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的考察，还是从税法普适性的局限的微观分析，都不难发现，税法的普适性是多重受限的，这些限制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合理的或具有合法性的因素，但也有许多不合理的或不具有合法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为什么能够鱼龙 混 杂，共栖共生，确实值得深思。
税法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不可能有完全的普适性，或者说，它不可能都是或总是“一般普适”的，而必然会存在诸多的“局部普适”的情况。其实，就税法而言，根据实际需要，真正做到“局部普适”，往往可能就已经达到了普适性原理的一般要求。这是因为上述对税法普适性的限制，有些是合理的，因而还需要对各类限制做具体的分析。
从上面谈到的税法普适性的诸多限制来看，影响税法普适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税收立法体制、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税收执法、税法意识等方面，其中有些限制是具有合理性的。例如，从税收立法体制的角度说，鉴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以及不同级次政府的提供效率的不同，实行“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多被认为是合理的，（注：关于财政联邦主义的合理性的论证，已经有施蒂格勒（G.Stigler）、奥茨（W.Oates）、布坎南（J.Buchanan）等多位著名经济学家作出。这种理论为税收分权提供了经济学理论上的支持。此外，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分权制度，也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对于有关的分权理论，可参见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等1995年版，页338-356.）因而需要给地方以适当的税收立法权。而在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由于法律渊源的不同，就必然会造成税法普适性受到限制的问题，这种限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同样要求实行“议会保留”原则，即地方税法应按照地方的立法程序来制定，这样才可能实现“局部普适”。因此，基于税法本身的特点，特别是全国性税法规范与地方性税法规范并存的特点，就不能要求全部的税法规范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此外，基于税法普适性所应有的开放性，不仅相关国际条约的义务应转化为国内税法规范，同时，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和税法原理的基本要求，也应体现在税法的规定之中，因此，上面诸如对外交代表之类的税收豁免，对非营利的国家机关或第三部门的免税，作为对纳税主体范围的限制，也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样一般并不存在主体上的不公平的问题，也不会降低经济效率。
研究税法的普适性，不仅要关注哪些是对普适性的合理限制，从而保持这些制度的连续（这本身也是普适性的要求），而且更要找到哪些是不合理的限制，从而排除这些限制，提高税法的普适度。由于从理论上说，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不仅有助于保障公平，实际上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税法的普适性是必要的。为此，就需要铲除影响税法普适性的不良因素，以提高税法适用的普遍性和确定性。
目前影响税法的普适性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各类主体的税法意识的淡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税收立法的失范和失序，以及税收执法的随意和恣意。其实，无论从税收法定原则还是从《立法法》等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税收立法等方面的要求是非常清晰的，但现实的立法却与此相距甚远。不仅“外行”的个人意志、部门利益等充斥其间，而且权限不清、越俎代庖普遍，从而才出现了那么多税率混乱的问题，才需要有数不清的“通知”、“批复”去做具体的指导。而这些与现代税收法制所要求的简明、易行、效率、公平的精神相去甚遥。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则即使是税法的“局部普适”恐亦无法实现，更遑论“一般普适”。
上述诸多限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例如，上述对税法普适性的合理限制，是否违反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收法定原则应如何理解，是否全部要素都要由法律加以规定？这些是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从税法“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划分来看，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虽然主要是指狭义的法律，但也可以指按照“议会保留原则”所定之“法”；适用于全国的课税要素，当然要实行狭义的“法律保留原则”，但这种“保留”也主要限于狭义的课税要素，而未必包含税法的全部构成要素。如果这样理解，就能使税收法定原则，与对税法普适性的合理限制统一起来，从而能够形成内在统一的税法法理。
又如，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涉及宏观调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是否要给地方一定的选择空间，是否要保留地方执行税法的弹性，在哪些方面坚持税法的一些基本原则，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仅坚持单一的“一般普适”，就不能很好地说明这些问题；而如果从局部普适的角度来理解，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解释力。因此，“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提出，至少有利于分析和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上述问题。
像其他的现代法一样，现代税法在其理论和制度中也充满了一系列内在的矛盾。其中，理 论上的普适性和制度的非普适性，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与现代法的职能和宗旨有关。事实上，诸如经济法等现代法在制度构成上都包括“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如前所述，该“核心部分”是相对稳定、不宜频繁变动的部分，因而也是适用范围较广、确定性较强，从而普适性也较为突出；而“边缘部分”则具有易变性，也是国家据以进行宏观调控，或者体现不同政策精神的部分，它有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只是局部普适。这种区分有助于认识税法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法的规范构成，也有助于消释相关研究中 的一些困惑。
前面的探讨表明，税法并不像一般的民商法或刑法等传统的法律那样，更加“一般普适”，其普适性要受到很多限制。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法律的适用，是假设其所适用的主体无差别；而在税法中，所适用的主体则是存在千差万别的。由于税法的职能并非单一和单纯，它尤其具有特定的经济调控职能，而不只是单一的损害赔偿或惩处犯罪的职能，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各种合理的限制，恰恰是税法实现其宗旨和内在职能的需要，这些限制应该具有“ 合法性”的。
此外，以上探讨的主要是税法普适性的限缩。但同时还应当看到，税法普适性不仅可能因受限而缩小，而且也可能有扩大的情形发生。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税境超过国境的情况已经很多，（注：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都需要加强税收立法的国际协调，从而使相关税收立法的适用范围超越一国的疆界，这在关税同盟，以及税法的域外适用、重复征税等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版，页218、35、110.）从而使税法的普适性有扩大化的倾向，同时，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WTO的入门条件等，也要求扩大税法适用的普遍性。（注：WTO要求其缔约方全盘接受其规则，而不得对某些规则或条款作出保留，并且，强调WTO规则要优于国内法，取消了GATT中的“祖父条款”，等等，这些都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税法适用的普遍性。）因此，对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都要有一个适当的估价。
从实践需要来看，强调税法的普适性已有一定的现实压力。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通行的规则越来越多，（WTO及其他国际组织对此功不可没），这些被较为广泛遵守的规则，对提高税法的普适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注：例如，WTO要求其缔约方在全部税境，要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来实施与贸易、服务、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这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普适性提出的要求。）为此，我国也在大范围地修改税法，并强调在已实现商品税的统一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实现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各自统一，等等。（注：在这方面，主要是准备把影响较大的企业所得税统一起来，同时，也要把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统一起来，改变在这些领域长期存在的“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从而实现这些税种领域的局部普适。）而这些修改本身，则体现了普适性特征中的开放性，体现了对税法制度的自觉调适。
四、结论
税法的普适性，既是法制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公平、效率的要求，同时，还是税法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从普适性的法理基础来说，应当强调税法上的普适性；（注：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不仅涉及到公平竞争或公平与效率等多方面的价值，而且还涉及到与这些价值相关的具体的税收征收管理等问题。例如，当税法的普适性受到严重局限，从而在一国内部形成多种税负区域的情况下，一国境内的转让定价问题就会发生，而它所带来 的问题又是多方面的。而这个问题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参见张守文：“‘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现代法学》年第1期。）但从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来看，税法的普适性却受到多重局限，使理想状态的普适受到严重肢解和抵消。因此，研究税法普适性的限制性因素，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加以摒弃，对于完善税收法 制，增进税法的普适性，甚为重要。
基于对税法复杂性的把握，本文把税法规范分为核心规范和边缘规范，其中，核心规范是相对稳定、明确，能够广泛普遍适用的规范；而边缘规范或称外延规范，则是相对易变、模糊，仅在相对较小的特定时空和主体范围内适用的规范。由于两类规范的普适程度有所不同 ，因而前者的适用称为“一般普适”，后者的适用称为“局部普适”，它们对于各类利益主体的整体利益平衡，分别起着“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作用。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相对划分，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普适性原理与现实的税法制度状况的离散与交融，促进相关理论问题的解决。如果上述认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化”，则本文便有了有限的价值。
在某些领域里，税法的一般普适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的税种，与其相对应的税法通常就应当是一般普适的，这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相关主体的公平竞争，都至为重要；同时，对于提供全国性的公共物品也很重要。而对于那些不具有全国意义的地方性税种，与其相对应的税法当然可以局部普适。这样就可以实现税法功能、效力 的有效分工，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调整效益。
正视税法普适性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既是高效率、标准化的现代法制的要求，也是追求法律调整的多元目标的现代法的要求。本文只是对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略做探讨，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展开，更未在相关法律领域进行较多拓展，因此，对于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划分在其他领域是否合适，是否具有一定的“一般化”价值等问题，还需 要进一步的探索。
篇3：税法方向专科论文
税法方向专科论文
【摘要】税法的适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利益，更关系到公民的财产权，非常重要。法的适用离不开法律解释，税法亦然。现阶段我国的税收工作正朝着法治化的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中，税法解释问题变的越来越突出。本文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税法解释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的方向与建议。
【关键词】税法解释，行政解释，税收法定
一、我国现阶段税法解释现状
所谓税法解释是指一定主体对税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进行的理解和说明。在这里说的主体指的是有权解释的主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和有关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适用中，立法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对税法具体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根据法律规定，根据有权解释的机关不同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三种。目前，由于我国立法机关赋予了行政机关大量的立法权，而且立法机关又怠于行使税法解释权，使我国的税法解释制度出现了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软弱，行政解释一支独大的现状。
二、税法行政解释存在的问题
（一）解释背离税收法定主义
税法行政解释的范围是对税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但事实上，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往往更多的是“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抽象解释，特别是国务院根据税法直接授权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几乎很少有关于“具体应用”的解释。税法行政解释脱离“具体应用”问题，造成了行政机关对税收法律进行立法解释的事实，致使行政机关无形中既拥有税法的立法权，又拥有税法的执法权。
（二）部分税法行政解释形式上不具备法律效力
目前，税法行政解释除行政法规、规章外，更大多数解释是以“通知”“批复”形式表现出来，虽具有实效，却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实践中，行政机关关于税法解释的文件的数量非常多，其表现形式相当繁多，但至今没有一项税法解释文件在名称上明确使用“解释”这一概念。除行政法规、规章外，大多数表现为“通知”、“批复”、“办法”等等，即使对税法条文的进一步补充或说明，甚至是关于税法某一部分的细则性规定，也仍贯以“通知”或“批复”字样。这此大量的“通知”和“批复”，虽具实效，却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
（三）税法行政解释缺乏程序保障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其中规定税务规章的名称一般称作“规定”、“规程”、“规则”、“实施细则”、“决定”或“办法”，对于其他的以“通知”“批复”命名的解释性文件，并非都要求以规章的形式进行规范往往以国家税务总局某司的名义作出。这种内部的、缺少公开化和监督机制的解释文件制作过程可能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解释文件本身的不合法、不合理性，甚至前后解释不一致、相互矛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四）税法行政解释缺少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虽然规定了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但从税务系统目前的状况看，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实际上操作具有很大的困难。税收规章与“规定”的界限不明确，两者之间难以区分，这样导致在行政复议实践中对“规定”申请审查缺少可操作的标准，从而影响行政复议制度功能的发挥。其次，缺少对税法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与税收有关的诉讼一般都是行政诉讼，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我国的司法机关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目前的税法行政解释大多数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这类税务抽象行政行为不仅适用范围广，而且还具有反复适用性，因此侵害纳税主体权益的机会也就更多，范围也就更广。
三、完善我国税法解释问题的建议
（一）在我国宪法中明确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应当完善税收授权立法，严格遵守《立法法》的规定，坚持税收法律保留原则，明确税收立法的事项、权限、程序及如何对授权立法予以监督；严禁接受授权机关将授权事项二次授权给下一机关。对涉及纳税人权益的税法行政解释，依行政公开原则，公开税法行政解释活动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对具体涉及到纳税人权利的，如税率的确定方法、税前扣除的方法，应举行听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保障纳税人的在税法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参与权、被告知权等程序性权利。
（二）加大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税法解释中的地位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的民主机关， 其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解释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立法机关任务繁重， 加上税法解释工作专业性和实践性特别强， 这方面的工作做的不多。司法机关也是如此。所以应该逐渐改善这种情况，加大立法和法解释的力度，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对法律法规进行解释。
（三）严格限制税法解释的行政主体
在实行分税制下，中央税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行政解释应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地方税的应由省一级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制定。下级税务行政部门认为税法规范需要解释的，应向逐级上报到有解释权限的税征机关，严禁无权解释、越权解释，无权解释、越权解释无效，建立健全无权、越权解释的责任追究制度。
（四）明确限定税法行政解释的范围
目前我国税法行政解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对税种、税目、税率、减免税、征收管理等税法全方面的解释。税务行政机关既是税法的执行者，又是税法解释者，甚至是税法的制定者，这显然违背了当代政治的分权原则。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严格限制行政解释权的行使范围，对于涉及到课税要素的内容，税法行政解释应该严格限定在法律条文字面文义可能的范围内，不能任意作扩大或缩小的变更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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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税法毕业论文
税法毕业论文
税法用于企业管理论文
一、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对于税法，大多数人是非常熟悉的，对于企业管理，很多人也不陌生，但是将税法应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却并不是一个常见的问题。但是在今天，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依法治国等治国理念的出现，使得法律与企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与法律体系中其它法律相比，税法与企业的关系相对更直接，所以说，将税法融入到关乎企业运行的企业管理中，是非常有必要的。根据当前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税法影响企业的会计工作
很多人习惯把企业的会计工作独立于企业管理，事实上，企业管理的范围非常宽泛，只要与企业的日常运行有关，都是企业管理的一部分，而税法是企业管理中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税法影响企业的会计工作是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一种体现。首先，企业会计工作的内容与税法密切相关。税法是国家为了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而存在的，税法的种类不同，调整的关系不同，对企业的要求也就不同。比如营业税，它的征收对象就是在中国境内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征收内容就是供应劳务，转让资产等过程中的所得额。这样一来，如果企业在日常运作过程中涉及到劳务供应等内容，那么在会计工作中，就必须按照营业税法的相关规定填写会计科目，设置会计账簿。由此可见，企业会计工作的内容应该是与税法的相关规定相对应的，只有这样，国家税收工作的开展才能相对更顺利，企业管理工作才能合法有序。其次，税法影响会计工作从业人员的要求。与企业管理中其它领域的工作人员不同，会计工作的从业人员的要求通常会受到税法的影响。企业的规模不同，对会计人员的工作能力要求不同，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的人，是无法从事会计工作或者与会计工作直接相关的其它的工作的。在税法中，对企业会计工作会有特殊的规定，比如企业的会计账簿如何保存，保存期限，或者企业中应该设置那些类型的会计科目，对于企业运营中哪些活动应该在会计账簿上有所反应。这样一来，税法中的很多要求都是非常具体的，也是非常专业的，只有具备一定会计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会计人员才能做好这些工作。所以，企业的管理想要合法有序，就必须依靠那些会计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的从业人员才能实现，也即，税法影响会计工作从业人员的要求。
(二)税法影响企业的销售策略
企业的销售策略是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税法对于企业的销售策略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企业的盈利，通过销售得以实现，所以在大多数企业中，销售工作都是企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相对比税法对企业会计工作的影响，税法对企业销售策略的影响并不是非常的直接和明显。销售策略是企业在实现销售计划的过程中所选择的方式，通常需要考虑产品、价格、广告、渠道、促销及立地条件等，实现这些因素的最优组合是销售策略确立的重要内容，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销售方式主要包括电话销售、网络销售、连锁销售等，成功的销售策略就是要在权衡好产品、价格等多项因素之后找到最适合企业的销售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税法也是起着重要影响的。比如宣传方式往往会受到税法的影响，广告和直销是企业通常选用的两种宣传方式，如果税法中对广告商征收的税偏高的话，那么广告的成本就会高，这时候企业就更倾向于直销，而如果个人所得税提高，企业雇佣直销销售人员的成本也就会受影响，那么广告可能就更有优势。总之，在税法的影响下，不同的因素博弈的结果就是一个合适的销售策略。总的来说，虽然税法对销售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是非常的直接和明显，但是这种影响的存在还是不容忽视的。
(三)税法影响企业的市场选择
除了对企业会计工作和销售策略的影响外，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还体现在税法影响企业的市场的选择。众所周知，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地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在税法的统一规定之下，允许不同地区以发展地方经济为目的，出台适应本地区的税收政策，或者适当减免某些行业的税收。正是由于税法中这些规定的存在，地域不同，税收的规定也会有非常大的差别，这些差别也是企业在市场选择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在企业的日常运作中，税收是一项大的支出，如果地方政策有减免税的优惠，那么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大大降低，相反，如果某个项目并不是地方所鼓励，在税收方面，企业基本无法享受任何优惠，支出自然增加。由此可见，税法中某些条款的存在，影响着地方税收的具体政策，进而关系到企业的生产和运营。面对这样的情形，企业在做市场拓展的过程中，是一定会考虑相关税法的规定的。比如税法做了硬性规定的领域，通常，地方的税收策略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这样市场选择就可以抛开地方税收政策的因素，而如果在某些领域，税法给予地方税收的自由空间较大的话，那么企业在市场拓展的过程中就必须考虑地区的特点，地区的特殊税收政策。因此，税法在企业的市场选择过程中，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之一。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三点以外，税法对企业管理的作用还有很多，比如税法影响企业管理人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等。
二、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税法对企业管理的作用通过税法在企业中的应用得以实现，正确分析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状，有利于更好的发挥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态度，税法对企业运行的影响等内容都可以反映出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状。根据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的实际情况来看，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现状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税法的重视程度逐渐增强
在今天的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税法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出现，国家对于法律的宣传力度在增大，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需要更好的了解法律，遵守法律，只有这样，企业的发展才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把控着企业的管理方向，解决企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所以高级管理人员必须对国家的相关法律有充分的认识。认识到这一点，当前企业的管理人员都开始接受相关法律的培训，税法作为与企业营利关系密切的法律，获得了越来越高的重视。因此，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税法的重视程度的`增强，是当前税法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一个现状。
(二)税法对企业管理的引导作用逐渐增强
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是企业经营的决策者，他们对税法的重视的提高，自然会使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引导作用增强。企业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企业的管理过程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偏差都有可能给企业带来致命的伤害。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依然有很多人铤而走险，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威胁着企业的发展，但是，随着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发挥，法律开始频繁出现在企业决策者的眼前，运用税法指导企业会计等工作，进而通过税法指引整个企业管理朝着正确、合法的方向发展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趋势。
(三)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有待提高
不管是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对于税法重视程度的增强，还是税法对企业管理的引导作用的增强，都是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的好的方面，但看到好的局势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根据当前企业管理的情况来看，部分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还不够，这是税法在企业管理的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一些企业管理人员的意识中，只有管理理论知识才是工作的必备，而法律等内容是可有可无的，可能是由于法律对于企业管理的作用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这种现象不是个别。在企业中，管理人员大多数是经过专业的管理技能培训的，或者是有多年的管理经验，但是对于法律的理解，依然是他们的弱点。因此，在企业中，依然有部分管理人员对于税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较低，这将直接影响企业管理工作的开展。
三、发挥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策略
根据上面的分析，既然税法在企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税法在企业管理中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那么，找到更好的发挥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策略就变得尤为重要。
(一)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
部分企业管理人员对税法的掌握和应用能力有待提高是存在于当前税法在企业管理应用中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是主要途径。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第一，开展税法知识专业课，对与企业税务密切联系的管理人员进行课堂式教育，夯实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基础;第二，在企业管理人员内部开展税法知识竞赛，通过激励等方式号召其管理人员学习税法的热情;第三，在企业宣传位置设立税法知识公告栏，从细节处培养起管理人员了解税法，学习税法，遵守税法，应用税法的意识。除了以上三点外，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运营状况开展其他活动以加强对管理人员的税法知识培训。
(二)构建适合企业需求的税法应用框架
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发挥，是以科学的方式为基础的，对于企业管理而言，税法的应用需要建立起一个框架，管理人员在此框架下展开工作。在今天，税法对企业管理的作用已经无可否认，但是对于税法的应用不能是盲目的。企业管理人员对于企业的日常业务以及未来发展方向有比较客观的认识，根据这些内容，在结合税法的规定，建立起一个税法应用框架并不是非常的困难，而这个框架的建立，对于企业日后的管理工作都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创新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发挥的方式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源动力，对于企业而言，有创新才能有竞争力，才能有收益。企业管理与税法的融合同样需要创新，一般情况下，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发挥，是通过税法对管理人员的规范来实现的，那么在以后企业的管理中，就可以突破这种方式，比如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在税法的规定中找到企业的发展优势方向，也就是充分利用税法的指引作用。总之，创新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发挥方式也是发挥税法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的策略之一。
四、结语
在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下，企业管理活动必须做到严格依法，有效的将税法与企业管理结合，使税法的作用在企业管理中充分发挥将会是未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内容。
篇5：税法会计论文
税法会计论文
摘要：
随着经济体制变革的脚步不时放慢以及古代企业制度的不时完善,企业在依法征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躲避企业税务风险,进步企业税务管理程度,加强企业涉税处置和应变才能方面的要求不时进步, 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税务会计师发扬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税务会计师的设立有助于完善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本钱控制,进步行业管理的效劳认识以及效劳程度,发明出良好的企业财务环境,是现今我国企事业税务管理开展的必定要求。
关键词：
税务会计 看法 作用
一、对税务会计师的看法
税务会计师次要是担任在税务任务中核算和监视税务资金的运转，经过统筹管理税收、反省税务任务，实在保证征税人的合法权益。要想成爲一名合格的税务会计师，必需要有扎实的税务专业实际知识，而且要纯熟掌握税法，可以间接代表企业管理相牵涉税事务，协助企业完成税务管理专业化以及职业化。增强税务会计师岗位建立在对促进国度税收环境安康开展，保证国度税收政策合理合法执行以及关于企业维护本身利益，合法合理的躲避风险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本企业的根本状况
我公司是一家白酒销售企业，主营业务次要触及白酒销售、土特产品销售等，属于效劳业。我公司是规模较小的商贸公司目前触及到的税种次要是增值税及附加企业所得税、印花税等。到目前爲止，我公司没有设置专门的税务会计部门及岗位，详细的征税申报、发票管理、税务关系处置维护等都是由我公司的财务会计兼任。
三、企业的税务管理
企业在恪守国度税法的前提下，并不损害国度的利益，充沛应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一切优惠政策，到达少缴税或递延交纳税款，到达降低税收本钱，完成税收本钱最小化的运营管理活动，这就是企业税务管理。企业的税务管理不只是企业财务部门的事情，还触及到了企业的每个部门以及企业的每名员工。全进程管理和全员管理准绳是相反相成的关系，税务管理要求企业从上至下都是要树立正确的征税认识。
税法规则：“企业发作的契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收入，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则外，不超越当年销售支出15%的局部，准予扣除，超越局部，准予当前征税年度结转扣除。”我公司在对上述政策停止剖析后，加大了对白酒销售的广告投入，不只进步了产品的知名度，还进步了销售额。这实践上就是税收管理的一项措施。
随着企业的税务管理任务的不时深化开展，目前，结合本公司的实践状况，在税务管理方面次要需求做好这几个方面：第一、企业要依据本身开展状况设置专门的税务管理部门， 装备专业的.税务会计师，增强对企业本身的税务管理任务。第二、由税务会计师管理企业的税务注销、核算、以及征税申报等任务。 每月的征税申报任务及网上报税任务，依照税法规则和要求停止公示收税筹划。第三、税务会计师担任年度财务报表的编制任务，并组织财务审计事宜。 辩别入账发票的真假，保证本钱费用的真实、合法性。无效的管理好企业的税务任务，不但可以加重企业的税收担负，添加了企业的收益，而且使得企业的各项资源失掉了合理无效的配置，降低了企业的涉税风险，提升了企业的竞争才能，又保证了企业的合法权益。
四、企业的税务谋划
税务谋划是在法律规则的范围里，根据国度的税法以及税收政策，谋划并组织企业的经济事务，以此作出加重公司的征税谋划，让公司取得税收收益。 实践上，税务谋划触及了公司消费运营的各个方面，若想要充沛应用税收谋划的作用，关于税务会计师来说，不但要相当熟习税收法律法规，还要对公司法、会计法掌握的非常纯熟，只要这样才干将税务谋划任务做好，爲税务谋划任务发明一个平安的环境，在市场经济剧烈竞争的当下， 公司的税务谋划关于其运营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理想生活中，很多人对税务谋划存在不正确的看法，以为税务谋划似乎就是逃税、避税，没有正确的看法。 持这种看法的人既不理解税务谋划，也无视了税收谋划的正面作用。 税务会计师对各项经济活动发作之前就把税收当作本钱作出思索，从客观上爲企业提供了征税义务发作前做出事前布置的能够性，合理合法的增加税收本钱，降低了企业涉税风险，从而到达企业取得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我公司曾经逐渐看法到税务谋划的重要性，一项经济业务的发作，我们要提早思索到他所触及到的各项税费，能否可以采取其他税负偏低的税种(当然必需是在税法答应范围内)，在业务操持中要思索保管与税法要求相关的材料和文件，以便到时享有税法规则的税收优惠政策或税收抵免项目提供根据，业务完成后要思索什麼工夫交纳税款，尽量滞后领取税款，以延伸税款在企业停留的工夫，但绝不会逾期交纳。企业税务会计师爲了可以合理的拿出税收处置方案，他经过本身对税收规则的正确了解，停止合理合法的税收谋划，这样做既浪费了公司的本钱，又进步了公司的效益，使得公司可以顺利开展。 企业税务会计师对税收的合理谋划又促进了企业征税认识的进步，将企业的征税行爲渐渐正轨化、合理化。 从另一方面来说，又使得政府可以无效阻止法律破绽，完善管理制度，添加了财政支出，愈加无效的打击了偷税漏税等守法行爲。
结合我公司实践状况，可以看到，我公司的税务管理还比拟单薄，征税谋划还有很大的空间。粮食白酒的税率在酒类产品中是最高的，而其消费工艺的普及使得各酒厂产品趋于同质化，仅仅是销售粮食白酒已很难在日趋剧烈的市场上站稳脚跟。因而，企业要开展就必需对产品停止晋级换代，由运营中、高档酒向制造中、高档酒或是多功用酒饮料转型，构成企业中心竞争力，追求市场竞争劣势，这也是顺应国度税收政策的表现。我公司经过改进消费工艺流程，将消费的粮食白酒再加工爲果汁酒、碳酸汽酒等后再对内销售，一来降低了产品适用税率，二来产品多样化加强了产品竞争力。经过征税谋划后的税务剖析，我公司将粮食白酒3000万千克再加工爲果汁酒(仍爲3000万千克)后对内销售获得支出3亿，且适用税率爲10%，则该酒厂应纳消费税爲：30000×10%=3000万元，产品销售支出添加额爲：30000-15000=15000万元。节税额爲：6000-3000=3000万元。两者相比，经过征税谋划，我公司可以少交税款3000万元。
异样是销售酒类，但是经过以上的征税谋划，即可以给企业浪费征税本钱，协助企业提升管理程度，也可以把公司的资金最大限制的用在企业开展上，征税谋划的效果十分分明。
五、关于税务稽查
税务稽查是税务机关依法对征税人、扣缴义务人和其他税务当事人实行征税义务、扣缴义务及税法规则的其他义务等状况停止反省和处置任务的行政执法行爲。由于税务会计师熟知税收法律、法规等专业知识，在日常任务中曾经把经济活动中需求留意的事项，应交纳的税款，按规章制度要求停止处置终了，所以对税务局的日常稽查、税收专项反省是胸中有数的，至于专案反省，只需我们立足于诚信运营、依法交纳税款置信一定能经过反省。
应对税务稽查，我公司次要应该做到一下几点：(1)注重企业往常账务的正确处置和税务管理;企业平常合同的签署是很重要的，要有懂得法律法规的税务会计师把关。企业各部门之间要互相配合，防止各流程中存在不用要的涉税风险。(2)注重从法律的角度对企业账务的会计和税务处置;(3)注重企业往常业务流程的涉税风险管理，特别是企业的发票管理。首先我们在接到税务稽查告诉书要确认此次反省所触及的内容，及时与企业担任人汇报，其次接待稽查人员要有平和的心态和平和的态度，对稽查人员所提出的成绩尽量复杂准确概括，不能不置可否，配合稽查人员做正面调查;最初调查完毕时与稽查人员停止沟通，尽量与之在处理成绩上与我们达成共识，若达不成共识及时预备听证资料，陈说申辩时尽量提供相关章程、合同、业务处置等方面的材料，从而尽量挽回企业涉税损失。
六、税务会计师在企业中的作用与意义
爲了强化企业依法征税认识、维护企业合法权益、躲避企业税务风险、进步企业税务管理程度以及加强企业涉税的处置才能和应变才能，就必需看法到税务会计师在企业税务任务中的重要作用，他效劳于企业，在企业的开展战略、财务税务会计师的次要作用就是要研讨进步企业本身税务管理素质，进步企业税务管理程度并加强企业外部涉税方面的处置才能和突发事情的应变才能，另外要经过合理的手腕停止征税统筹，加重税负，取得最大的税收利益。 在此进程中，税务会计师的设立还有利于完善企事业单位的财务本钱控制，进步行业管理的效劳认识以及效劳程度，爲企业发明更爲良好的财务环境，是现今我国企事业税务管理开展的必定要求。
篇6：浅谈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论文
浅谈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论文
首先，在宪政的框架下看二者的关系。
在宪政的层面上，我们已经知道，税法作为规范和调整税收关系的法律部门，其主要调整对象是国家的税收关系，税收可以看作是政府向公民无偿征收财产藉以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提供公共产品，也就是说，税收构成了政府正常活动的基本经济来源，使政府可以在自生自发的调节秩序面临无力和无序的状态之下仍然能够正常的运转，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之下。
而对于民商法而言，其贯彻的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之下的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重在当事人自己来调节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由于这种完全民间的自生自发力量有一种软弱的弊端，无法带来颇为确定的效果，会出现一些问题。首先，产权清晰是交易的前提，因此市场经济首先要有明确的物权关系，将主体之间的所有权、用益权等等物权的'归属界定清楚，并在法律上加以确认和保护，以使市场自由交易的前提得以成形；另外，在债权和合同关系上，由于市场中不存在合法的强制力量，当一个合同当事人违反了合同条款的时候，另一方一般来说无法通过自力救济来寻求赔偿追究对方的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借助国家司法的力量来进行强制执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到侵害，受到侵害以后能够获得救济。
我们发现，在民商法上，在物权法和债权法两个重要的领域，都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而国家权力的经济基础就是政府的税收收入，只有保障税收能够正常和充足的汇集到国库，才能保障国家权力在维护民商法秩序的时候的有力，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讲，规范政府税收行为的税法就是国家权力保障民商法秩序的前提保证。
其次，在具体部门法的关系上讲。
从具体上讲，作为不同的法律部门，二者又相互影响着，特别是近来税法私法化的倾向日渐，民商法无论在法律理念还是操作技术层面都融会了民商法的许多思想和实践，大大丰富了税法的调整手段和基本理念，为税法的进一步发展添了一份力量。但同时，税法由于其具有的公权力介入的性质，又带有一定的公法特征，如何保证其公权力的属性不对私法关系造成危害也是颇为重要的。于是在这一层关系上可以分述如下：
在税收债务关系说被普遍认同的情况下，税法的具体制度已经大大借鉴了民商法的具体制度。税法上实体部分的法律关系，是以财产法性质的请求权，即金钱给付之请求权为标的的法律关系，又称为税收债务关系。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诸如税收请求权、担保责任请求权、退还请求权、退给请求权、退回请求权以及税收附带给付的请求权。基于税收法定主义，当有可归属于某特定人之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构成要件时，该特定人即依税法规定负有现实的纳税义务，亦即该特定人负有对于课税权人给付一定数额税收的义务，而课税权人对于纳税人亦有请求其为特定财产上给付的权利。
此种纳税义务关系的特征，就是特定人（纳税义务人）对于特定人（课税权人）负有为一定金钱或财产上的给付义务，换言之，即为特定人（课税权人）得对于特定人（纳税义务人）请求一定给付之权利，此特征正与债权债务的特性相符合。正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共通性，税收的缴纳义务才可以被称为一种公法上的债务。我们发现，税法已经将私法中的债务关系理论移植到了税收法律关系中来，并尝试用私法的解决手段来解决税收债务关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不是按照往常的行政法的手段来进行解决，这一点是颇有融合部门法学意义的。
篇7：浅析消费税法经济调节功能的论文
浅析消费税法经济调节功能的论文
无论人们是否注意到，消费税在税收体系中的地位确实在日益突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对世界上128个国家进行调查，其中有1l9个国家征收消费税[1]。而且，从世界各国实施消费税的情况来看，消费税有扩大的趋势，如美国的增税方案重点放在消费税，日本则把改革中推行的增值税正名为消费税。消费税吸引人们的除了其组织财政收入的功能外，更多的是其对社会生活特别是对经济生活的：调节功能。
一、消费税法的调节功能
税法的功能是由其内在的特有的属性所决定的。关于税法的特性或特征，在税法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仔细分析可知，税法和其他部门法相比，其独有的本质特征是其经济性。税法的经济性体现在：第一，税法直接调整经济领域的特定经济关系，即税收关系;第二，税法能反映经济规律，从而能够引导市场主体从事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断地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第三，税法是对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它通过规范经济杠杆，促进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2]。税法的经济性特征决定了税法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为税收保障与经济调节。税法的经济调节功能是指税法通过规范税这一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消费税法的经济调节功能是消费税法通过对少数特定的消费品或消费行为课税，以引导消费，从而影响社会生产、流通、分配等经济活动，实现国家特定经济政策目标的功用与效能。消费税法经济调节功能是法律利益冲突平衡功能的具体体现。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规范体系，它必须对各种利益作出合法与否的界定，并尽可能平衡各种利益关系，提供解决各种利益冲突的标准和途径，形成有序而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庞德在谈到法的任务时指出：“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安排人类行为时，必须考虑到这种欲望或要求[3]。”法律的利益平衡功能主要表现为：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作出估计或衡量，为协调利益冲突提供标准。法律一般为利益冲突的平衡提供如下原则：不损害社会利益原则、利益兼顾原则、缩小利益差距原则、少数利益受保护原则等。在处理利益冲突的时候，法律不应当只关注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短期利益或长期利益、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而是应当努力在二者之间寻找最佳结合点[4]。在社会各种利益冲突中，经济生活中的冲突是最集中、最突出的，其他方面的冲突大多由经济方面的冲突引起。平衡经济利益冲突的任务主要由经济法担任，税法作为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消费税法由于具各前述特点，其平衡经济利益冲突的功能尤其突出。当前的经济利益冲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二是不同的利益阶层之间，三是代际之间。消费税法以调节消费为切人点，按照上述原则，为协调和平衡三个方面的经济利益冲突提供了系列准则。
二、消费税法的主要干预类别及作用
消费税法调节经济是从调节消费入手的，除了财政意义和历史原因外，消费税法主要通过对四类消费品消费的干预，来调节消费，从而达到调节经济的目的。
1.对不良消费行为的矫正功能
各国或地区普遍对含酒精饮料、香烟及其制品征收消费税，扩一展开来是对那些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改善毫无益处的产品征税。对这些产品的消费，不仅对个人或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无益，而且往往会造成较大的外部负效应而不用或少用这些产品，人们就会节省钱用来购买别的商品，提高其生活水平。但政府不能直接限制人们消费这类物品，只有通过征重税来控制。这就是消费税的“寓禁于征”，也是消费税法对经济的重要调控手段。
2.对环境、资源的保护功能
消费税法通过对有害环境或资源消耗较大的物品开征消费税，增加消费成本，引导人们调整消费方向，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和对资源的消耗。因此，有人称消费税为“绿色税收”。
3.对收入分配的平衡功能
收人分配的不平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收人差距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反差过大，会引发偷盗、抢劫、谋杀甚至大规模的社会暴*。因此，国家需要对国民收人的.分配进行适当调节以达到矛盾双方均能接受的平衡状态。消费税法平衡收人分配主要体现在对奢侈品和非生活必需品的课征上。亚当嘶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中将消费品分为两类：必需品和奢侈品。他认为，对生活必需品征税的直接结果是导致工资的提高，因此，对生活必需品征税会产生同劳动工资税同样的结果-扭曲市场价格机制。对奢侈品征税不同于生活必需品。虽然对奢侈品课税也会引起价格升高，但并不一定导致工资的增加。因为这类商品价格的上涨，一般不会减少下层阶级的家庭消费能力。相反，有利于调节社会贫富不同阶层的收人分配不均状况[5]。消费税法将奢侈品列入征税范围，体现的不是像对不良消费行为一样的“寓禁于征”，它除了限制过度的奢侈消费外，是要让享用者以牺牲部分财产为代价。而在潜伏着不平等危机的社会中，富有者在满足奢侈消费的同时，缴纳一定的税，也是他们比较容易接受的选择。消费税法据此调整着社会的收人分配。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消费税有一定的经济调节功能，并在矫正不良消费行为、保护环境资源、平衡收人分配等方面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对我们认识清和发挥好消费税的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篇8：试论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论文
试论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论文
一、对有关会计准则与税法关系不同观点的简要分析在有关会计准则与税法关系的讨论中，大体有两种看法：
（1）统一论。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将税基完全建立在会计准则的基础上，或者将会计准则与税法统一起来。
（2）分离论。持此种观点的人则认为，会计与税收的目标不同，会计准则与税法存在着现实差异，需要单独建立所得税会计。甚至有人认为，鉴于上述情况，再考虑到企业与税收有关的会计业务需要集中研究与处理，倡导建立一门独立的税收会计学。
实际上，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关系与一个国家所采用会计模工相关。根据诺布斯（Nobes）分类法，世界各国会计可以分为两大模式：（1）以微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会计，其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为决策者服务。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资本为投资者所拥有，财务报表是企业经营者向企业投资者进行报告的一种书面文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是为企业投资者服务。会计准则一般由公认的、独立的会计职业团体来制定，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可以完全不受税收规定的限制。（2）以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建立的会计模式。这种模式的会计，其职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为政府管理部门的管理和控制服务。以法国、荷兰为首的政府计划在经济中占有一定位置的国家，财务报表的编制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管理部门的需要，而为投资者、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则是次要的。其会计的特点表现为：一是有利于国家税收的实现。在这些国家，企业编制的财务报表一般都符合税务机关征税的有关要求，即会计利润与税收利润是一致的，一般直接将会计核算成果作为税款计算的主要依据。二是有利于政府管理企业。这些国家的会计准则通常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并强制执行，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应满足有关税款计算的需要。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大多是公有的，且政企不分，国家、企业、社会之间的利益高度一致，用来规范会计核算的会计制度实际上是执行税法的工具，会计制度与税法是完全统一的。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问题的提出，企业理财自主权问题被重新摆在一个突出的位置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颁布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改变了传统的会计模式，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自身的需要，站在一定的会计立场①上，在会计准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自行选择某种具体的会计方法。会计不再仅仅是执行税法的工具，会计准则也不再是税法的“翻版”。
问题是我们在克服了会计制度与税法完全统一的弊端、承认会计准则与税法应该分离后，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盲目追求两者的差异，甚至人为地夸大两者的差异。上述建立独立的所得税会计或税收会计的主张就带有这种倾向。正如某些会计学者所说，我们不能夸大纳税扣除政策的作用。实际上某些税收政策的奖励或抑制作用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的经营环境和企业经营机制下，更是这样。对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在某些项目确认标准上的差异的处理，完全可以采用我国现行会计制度中有关所得税核算的规定，至于要在跨期分配所得税的同时，确认增值税的时间性差异并进行跨期分配，进而建立起税收会计学，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既反对要求会计准则与税法完全一致的主张，也反对会计准则与税法绝对分离的观点。我们主张会计准则与税法保持协调，即适当分离，需要统一的尽量保持一致。
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一）会计准则与税法协调必须遵循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既要对现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进行审视，又要对现行的税法体系进行审视，找出相互不适应的方面，并加以研究，以便协调，而不能一味地满足某一方的需要。
2.效益大于成本原则。要掌握好分离或统一的“度”，既不能因统一会简化会计核算工作、便于税收征管，而不考虑其负面影响；也不能因分离而导致企业会计核算更加灵活，税款计算及征管难度加大，企业在短期内应缴税款减少，进而影响税务机关完成税收任务，而忽视由此带来企业资金运转压力减轻，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从而有利于税源培植，有利于形成经济和税收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的事实。
3.现实性原则。要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当前正值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在会计准则中（通过修改基本会计准则和制定具体会计准则）必须给予企业相当大的理财自主权；同时，也应考虑税收收入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增强税法的“刚性”。
4.灵活性原则。会计准则是根据会计理论和会计惯例的要求来制定的，应更多地满足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的需要，满足加强财务会计核算的要求。在会计事项的处理上，可能有多种方法供选择。税法也应根据经济环境变化的情况，适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5.严肃性原则。无论是会计准则还是税法，在协调过程中，需要作出修改时，都必须十分慎重，要经过周密规划、调查和论证，待时机成熟时才能进行，以保证会计准则和税法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进行会计准则与税法的协调
1.税法应积极主动地与会计准则协调。当前亟待协调的内容包括：
（1）《具体会计准则――所得税会计》（征求意见稿）对由于时间性差异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的确认、计量、记录与报告进行了规范，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对此却未作明确规定，应作出相应调整。
（2）会计准则对某些会计事项的处理规定了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为防止企业利用会计政策实施操纵行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作出补充规定，要求企业在发生重大会计政策变更时，必须报请主管税务机关同意或备案，否则予以惩罚。
（3）现实经济生活中不确定因素日益突出，会计估计的不确定性和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所需的确定性之间存在较大的矛盾，需要作出税收规定加以协调。
2.会计准则也应积极主动地与税法协调。具体包括：
（1）修改基本会计准则中与税法强求一致的有关内容。
（2）尽量缩小会计方法的选择范围，规范会计收益与应税收益差异的调整方法，简化税款的计算。
（3）消除由可能形成期末资产价值的支出因会计准则与税法上确认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复杂差异。
（4）对于众多的非公有制小型企业可以严格按税法的规定选择会计方法。
主要参考资料：
（1）刘威主编《新编国际会计学》（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2）陈毓圭《论财务制度、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和税法诸关系》（载《会计研究》第2期）。
（3）聂顺江《论会计准则与税法适当分离的必要性》（载《财会研究》19第1期）。
（4）郑卫《浅谈具体会计准则实施对税收工作的影响》（载《财会通讯》19第2期）。
篇9：基础会计学与税法交叉教学研究论文
基础会计学与税法交叉教学研究论文
《基础会计》是会计学科的入门课程，同时也是专业基础课，是学习会计各门专业课程的的基础。《税法》会计、工商管理等专业的一门专业限定选修课，是会计工商管理等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而笔者根据教学经验来看，大多数院校设置课程时都未注意把该两门课程相联系着教学，而是作为独立的学科单独教学，没有使得上述两门课程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得教师在教学，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一、教学中的难题
（一）教学与实际脱离，单纯的课堂教学，缺少实际操作，学生没有直观的感受
国内高校教学模式一般是：理论知识学习→专业知识学习→习题巩固，主要侧重于课本知识的讲解，缺乏与现实社会相对应的联系。例如，《税法》教学课程中，多次提及了税控系统，网上报税等知识点，却无法让学生真实的看见和实际操作到，学习的知识多停留于空洞的理论中。这使得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且由于没有实际操作，很容易使理论知识也忘记掉。这钟教学方式时常让学生感到乏味，故无法充分调动其学习积极性。再者，有些高校即使单独设置相应的实训课程，却变成单独的实训课程，没有紧密的与课本相联系，反而更会加深学生的困惑，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二）课程设计缺乏承上启下，学科之间缺少联系
从理论上讲，《基础会计学》与《税法》知识点联系密切，如企业上缴企业所得税时，是将利润总额来作为应纳税所得额的，由此来核算企业应缴所得税。但是学生学习《基础会计学》的时候，教师往往不会重点提及，往往教学的重点在使同学能够区分开营业收入、利润总额与净利润，很少会有税法相关知识点相联系教学，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学生在学习《税法》的时候知识点已辨别不清。
（三）单一课堂，学生社会常识匮乏
目前，国内高校教学，很少涉及到社会常识学习。例如学习《税法》的时候，涉及到“税收”权限知识点的时候，会提及我国基本行政级别问题，但通过近年来的教学反馈，学生很少有了解的。这会给教学带来很大的困扰，更不利于学生的学习。
二、调研简介
大数据时代来临，学科教学方法，已有大面积提升与改变，网络教学与实践课堂的也有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更可以根据大数据来分析与预测出学生感兴趣的教学方法。因此，为了得到更加详实的'数据结果，笔者特意一对一的对教学班级，采取了分层次抽样调差。抽取加权平均分80以上同学33人，70分至80分同学34人，70分以下同学33分，共计得到100份调查问卷，形成了100个样本。
三、调差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调查数据与统计结果
（二）结论
通过整理以统计表中的数据，可以直观的了解到，课改后各项指标均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为以下几点：1.学生对《基础会计学》与《税法》课程的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有了显著提高，这使得通过课改可以更好的进行教学；2.学生感受到学科关联程度显著加强，这会大大激发同学学习热情，同时，学科之间的联系度加强，可以使学习到的知识点互相呼应，更有利于使教学取得优异成果；3.学生满意度明显提高，这证明课改教学方式的成功，这可以提高学生的专业知识能力，同时，也可以为更好的探索课改之路指明方向。
四、课改建议
（一）学校层面，做好顶层设计
首先，设置课程学习方面，学校应从全局的角度设置课程，使得各学科可以有机的串联起来；其次，增设课程，使学生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一个系统且全面的了解；第三，加强教师培训。教师是教学的核心，加强知识的学习，及时更新已有的知识，是教师必须做到的。同时，也可以选送教师到企业与政府中进行学习，使教师首先感受到《基础会计学》与《税法》在实际运用中如何相互联系与应用，从而更好的进行课堂教学。
（二）教师层面，升华自身
第一，积极进行课改，吸收传统的授课方式精华，创新课改教学方式。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第二，加强教师自身的学习，除了本学科的知识以外，也需要学习相近学科之间的知识，做到自身对学科间的知识能够有机的串联起来。同时，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与培训，从中尽可能多的取长补短，将有用的知识带到课堂教学中去；第三，充分利用高校现有的现代化教学资源，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制定出一套教学体系，让学生能够更好的进行学习。
（三）学生层面，参与到教改中来
学生作为教改的核心，对教改是最有发言权的。第一，学生应该运用学校提供的平台，配合老师的教学，积极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第二，通过教改前后的学习比较，根据自身情况，向教师提出合理的建议，使教改能够更有有效的进行；第三，在学习中，也需要把相近学科间的知识进行有机的串联起来学习，使学习到的各科知识能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李佳钰.会计与金融学教改论文[J].现代经济信息,(21).
[2]吴昊.高级财务会计的若干问题探讨[J].农村经济与科技,(4):105.
篇10：小议公司社会责任税法填补论文
小议公司社会责任税法填补论文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
“公司社会责任”一词起源于美，是20世纪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家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和经济学界讨论较多、争议较大的问题。早在1924年，谢尔顿就把公司的社会责任与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如今，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各种学说众说纷纭，尚未达成共识。美通常将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在我，学界对公司社会责任内涵的研究也尚未形成定论。有学者认为“所谓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也有学者认为：“公司的社会责任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司除为股东追求利润外也应考虑相关利益人，即影响和受影响于公司行为的各方利益”。同时，还有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指公司经营的某一事项符合社会多数人之希望，为满足与实现该期望而放弃经营该事项的营利之意图。”
从上述学者们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界定来看，目前要对公司社会责任形成定论尚有难度，需要学界对此做进一步研究。回顾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是在不断充实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此，对公司社会责任内涵的界定是一项相当困难而且是永无止境的研究。就目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而言，笔者认为，继续广泛研究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固然很有必要，但是也必须看到公司社会责任内涵的不确定性以及学界对其界定的巨大分歧，且在短时期很难达成共识的现实。因此，与其在内涵上争论不休，不如换一种研究视角，避开争议，转向学界目前对公司社会责任已经达成共识的研究领域。如果能够促使公司逐一履行这些社会责任，那么本身也是对社会责任理论的一种贡献。纵观理论与实务界，就笔者看来，目前学界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内涵除包括股东、债权人以及消费者的责任外，还在以下内容上达成了共识：
(1)对雇员的责任。所谓对雇员的责任，是指既包括在劳动法意义上保证雇员实现其就业和择业权、劳动报酬索取权、休息权、劳动安全卫生保障权、社会保障取得权等法律义务，也包括公司按照高于法律规定的标准对雇员承担的道德责任。
(2)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所谓对环境保护的责任，是指公司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应承担的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责任。
(3)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责任。所谓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生产经营之外所应承担的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4)对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所谓对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是指公司在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等问题上，所应当承担的对社会公益活动的责任。
然而，理论界对这些内涵形成的共识并不代表着在实践中公司就会主动履行这些社会责任。因此，在学界对这些社会责任的内涵达成共识后，如何促进公司履行这些社会责任便成为众多法律人乃至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又一重要课题。
二、公司履行社会责任需要法律发挥作用
一般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包含法律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意义上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是法定化的且以家强制力保障其履行的责任，它是对公司的“硬约束”；道德责任是未法定化的、由公司自愿履行并且以家强制力以外的其他手段作为其履行保障的一种责任，它是对公司的“软约束”。落实法律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主要靠法律责任追究机制，落实道德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主要靠奖励、良心、舆论与市场。因而对于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责任，公司履行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公司出于对法律惩罚的畏惧，会选择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即使是没有主动履行的，也会由家强制保障其落实；而对于道德意义上的公司社会责任，很多公司都会怠于履行。因为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就意味着要加重公司的负担，而“资本的最本质的属性就是增值，以资本信用原则为灵魂的‘资本企业’――公司制企业”必然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这种社会责任往往落不到实处。所以，对公司的社会责任应当区分对待。
在这些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的公司的社会责任中，我《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关于公司对股东、债权人以及消费者的责任已有明确规定，只要保证这些法律的顺利实施，便能够使企业履行这些社会责任；而公司对环境保护、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员工以及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法律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或者即使有零星的规定，也尚不完备亦或缺乏可操作性。对于这类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未作规定或不宜采用强制性规范加以规定的，应当发挥法律的指导作用，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而在众多部门法中，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效果最为明显的首推税法。因为税法不仅具有法律的基本属性，能够以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而且具有与公司的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属性，能够通过经济方面的诱导，使公司主动地履行社会责任。遗憾的是税法的这种激励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我现行税法在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处于一种无效或者低效的状态，在立法制度的安排上存在严重缺位，很难起到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
三、我公司社会责任的税法缺位
(一)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缺位
近年来，我正在寻求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为此笔者认为，公司履行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社会责任显得尤为重要。但目前我税法对于激励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履行社会责任的规定存在着严重缺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缺乏单独的环境税税种，排污征税无法可依。在我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开设单独的环境税税种，对企业排污收取的是排污费。与环境税相比，排污收费制度存在以下缺点：
一方面，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没有起到导向作用。环境收费制度设立的初衷是希望实现“末端控制”，通过利益机制引导排污者加强对自身排污行为的约束，尽可能采取措施治理污染，减少污染物排放。然而，排污收费制度实施的环节是在污染产生之后，是一种典型的事后监督，缺乏对原材料的选择使用、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管，企业关注的仅仅是污染物排放了多少，要交多少钱，而对这些污染物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对如何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则关心甚少甚至漠不关心。对于大多数企业而言，因为排污而需要交纳的费用与其获取的利润相比十分悬殊，因此，在治理污染与缴纳排污费的两难选择中，企业往往选择后者。有的企业甚至抱着“缴费排污”的错误思想，认为自己既然已经缴费，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排污，而忽略了保护环境是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排污收费制度的实效背离了设计初衷，并没有起到实际的导向性作用。
另一方面，排污费的征收制度在设计上缺少必要的刚性，行政部门的主观随意性较大。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政府行政主导的基础之上的，执行的依据仅仅是务院的行政法规而非法律规定。由于我在行政权力的监管上还存在较大问题，使得排污费在征收上缺乏必要的刚性。此外，由于排污费的征收和管理权限往往是按照行政区域被划分到基层环保部门，排污费的使用又存在严重的监管漏洞。地方环保部门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将排污费用来维持经常性开支，甚至用于本单位职工福利，成为可供部门支配的“自留地”。这就使得排污收费制度成为滋生政府部门“寻租”的温床。
如果开设环境税，上述这些弊端就可以得到克服。一方面，公司在排污时会权衡其利益得失，会在排污与引进排污净化设备之间做一个明智选择。因为税务机关在对公司征收环境税时会要求查阅公司的相关凭证，因此公司必须准确记录自己的排污情况，否则便会遭致税务机关的重罚。这样不但会有效地控制偷排现象的发生，还有利于公司引进排污处理设备，从而在客观上激励公司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环境税的税收收入全部通过税务机关及时人缴库，避免了地方“自留地”情况的发生，而且还可以通过家运用这些收入补贴公司更新污染处理设备的方式，鼓励公司积极履行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2、企业所得税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激励作用有限。我《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四条所称的税额抵免，是指企业购置并实际使用《环境保护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节能节水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和《安全生产专用设备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该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可以从企业当年的应纳税额中抵免；当年不足抵免的，可以在以后5个纳税年度结转抵免。这一规定可以说是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一个进步，但是该规定对于激励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作用也有值得进一步完善的地方。首先，这种税收优惠的手段过于单一，激励作用不明显。
在我，税收优惠有三种形式，即税基优惠、税率优惠和税额优惠。如果这三种税收优惠的手段运用得当，税收优惠政策将会发挥很大的作用。目前在企业所得税中，对于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税收优惠属于税基的优惠，手段比较单一；而且这种优惠是直接税收优惠，发挥的作用有限。其次，从优惠的对象上看，针对性不明确，激励作用不大。这种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整个企业而非针对具体的环保研究开发项目的'优惠。因为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不是将该项单独列出来进行税额的抵扣，而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抵扣，这种抵扣针对的就是整个企业，而不是单独的项目，因而这种税收优惠的激励作用也相应地被弱化了。综上，实行这种税收政策对公司的激励作用不大，因此公司便不会过于关注这方面的投资，客观上也就不会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
(二)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缺位
我现行的资源税实际上是一种资源占用税，主要是为了调节各个企业间由于资源本身的优劣条件和地理位置差异而形成的级差收入，而不是以引导企业自觉承担保护资源的责任和高效利用自然资源为目的的。目前我税制的“绿化”程度还不够，尚未形成贯穿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的“绿色”税收体系，难以起到系统地保护资源和环境的作用。具体来说至少存在以下缺失：
1、征税范围过窄。我目前的资源税是以各种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的级差收入并体现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我现行的资源税只对原油、天然气、煤炭、其他非金属矿原矿、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原矿和盐征收，而未对其他我目前仍旧很缺乏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征收资源税。这样就使得我一些本来就很匮乏的资源根本得不到保护，甚至造成很大的浪费。因此，征税范围的设计不利于公司承担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社会责任。
2、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矿产资源税计税依据的设计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客观上不利于公司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企业的自用量或者销售量，在这种税收制度下，开采资源的公司关注的是其自用量或者销售量，而不是开采量。因此，当遇到贫矿与富矿的选择时，只开采富矿；当遇到伴生矿时，开采矿藏的公司只关心主矿藏，而忽视伴生矿藏的开采和保护。因此，计税依据设计的不合理，不利于公司承担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社会责任。
3、税率明显偏低。资源税的税率不利于体现税负公平。我现行资源税的税率是定额税率，这种税率的设计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种税率的设计违背了税负的公平原则。按税负公平的原则，收入多的主体应该承担更多的纳税义务。而资源税实行的是定额税，忽视了各社会主体在纳税能力上的差异。虽然这种定额税是浮动的定额税，但是仍无法弥补税负不公平的现实。另一方面，采用定额税率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资源税采用定额税率，其反应市场信息的能力会受到很大制约。目前很多资源的市场价格都比当初制定资源税法时涨了多倍，而税率一直没有变，这明显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在这种税率设计下，有一些主体并未承担其应当承担的税负，这样就客观上纵容了它们使用廉价的资源，进而会滋生浪费资源的思想。因此，在这种税率下，不利于公司承担在资源利用方面的社会责任。
(三)在社会公益方面的缺位
按照目前学界的观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投资于社会公益事业，家应当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是家资助社会公益事业的表现。世界各大多对公司投资于社会公益事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我现行税法也有相应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企业所得税法》第9条和《中华人民共和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53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笔者认为，我现行税法在鼓励企业投资公益事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仍存在不足。
1、流转税中公司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不能得到税收优惠。我现行的流转税中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四大税种。按照现行流转税法的规定，公司如果以实物进行公益性捐赠，则一律视同销售产品或者劳务，在计算流转税税额时不能够进行税收抵免，这就增加了公司的负担。公司捐赠这些实物以后，已经失去了对这部分财产的控制，仍然对其进行征税是有悖税收公平原则的。而如果公司把这部分财产作价变卖，以这部分价款进行捐赠，则可以享受到一定的税收优惠。这种对实物与现金的不同处理方式，严重阻碍了公司进行公益性捐赠，影响了公司承担社会公益方面的社会责任。
2、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力度不足。我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的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笔者认为这种扣除的力度仍然不够。很多发达家对企业公益捐赠的扣除力度都高于我。如美规定企业进行的公益性捐赠在所得税10％以内的范围允许税前扣除；如果当年的捐赠额超过该限额的，超过限额部分可以向后结转5年。而我没有规定可以向后结转的年限，扣除的力度不大。而且我税法规定，企业必须通过税法上列举的公益性机构进行捐赠，否则不能够进行税前扣除，这也增加了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的操作难度，直接影响了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的积极性。
四、我公司社会责任的税法补缺
(一)促进公司履行环境方面社会责任的税法补缺
1、开征环保税。在督促公司履行环境方面的社会责任上，需要摆脱传统路径的依赖，进而由过去的行政处罚手段转变为以经济诱导为主、行政处罚为辅的宏观调控模式。这就需要取消我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进一步推进税费改革，开征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税。通过开征环境保护税，增加公司的运营成本，限制高污染行业的发展；或者促使公司提升其排污处理能力，以此减少在环境保护税方面的税收负担。
2、进一步完善企业所得税。增加公司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科研与开发的税收优惠。企业发生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科研与开发费用，无论当年公司是否盈利，都应当允许其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据实扣除；当年科研与开发投资较大的，可以允许其向后结转。对于公司将其收购的废旧物资进行回收利用的，可以适当降低或者免除其相应的企业所得税。
(二)促进公司履行资源方面社会责任的税法补缺
1、拓宽资源税的征税范围。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应该扩展到关系到计民生的资源、战略性资源，以及目前家紧缺的资源，如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等。只有资源税的征税范围扩大了，资源税法在保护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方面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将这些资源或资源性产品明确规定列入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可以有效地引导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积极承担起保护资源和提高资源利用率的社会责任。
2、改革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目前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资源的自用量或者销售量，应当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改革为资源的开采量，这样能够有效地保护贫矿和伴生矿，使公司在开采矿产资源时不但要合理地保护矿产资源，也要想办法提高矿产品的开采率。这样，在客观上公司就有效承担起了在保护资源方面的社会责任。
3、改革资源税的税率。现行资源税的税率是定额税率，实行从量计征的征收模式。就中的情而言，由于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明显不足，实行定额税不足以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应当改为比例税率或者定额税与比例税率复合征收的形式。因为随着际物价的上涨，内各种资源的价格也一路上涨，而定额税的税率却不能够根据物价的波动做出应有的反应，很难起到调节物价的作用。如果采用比例税率则不但能够抑制资源价格过快上涨，还能够为家贡献更多的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实行比例税率能够有效地均衡税负，使得各公司之间的税负平等。这样就减少了一些公司“搭便车”的可能性，使各公司都能够切实承担在资源方面的社会责任。
(三)促进公司履行社会公益方面社会责任的税法补缺
1、改革流转税税制。我的流转税制度之所以规定所有的赠与行为(包括公益性捐赠在内)都要视同销售征收流转税，主要是因为我在1994年税制改革时家财力不足，地方财政也面临着困难，家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当时的财政危机，才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笔者认为，目前随着我的财政收入的稳步上升，完全有能力应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因此，可以考虑将公司进行的实物捐赠在计算应纳税额时准予扣除，这样，一来体现了家对公益事业的支持，二来也可以激励公司主动履行社会公益责任。
2、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在涉及公司公益性捐赠支出时，可以再适当提高扣除的比例。笔者建议，应与个人所得税一样在30％的范围内准予税前扣除，这样既不会给家与地方的财政收入带来太大影响，又能够鼓励公司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而且中属于自然灾害频发的家，每年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公司公益性捐赠能够很好地弥补中央财政的不足，因此更应当给予税收优惠。如果公司在有些年份进行的公益捐赠超过企业利润的30％，应当允许其在今后的若干年里结转扣除。这样能够更进一步地鼓励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